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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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出书版)》
作者:李赤然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0 … 05
ISBN7…5060…0805…X/1。 212
○一、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1914…1927)
●我的父亲母亲
我祖上世代生活在陕北黄土坡上。我的父亲李尚义,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儿子。听说因为家穷,爷爷把他的长子留在老家,带着我爹给张姓人家打工放羊。张家算是穷地方的富户,主人见爹小小年纪就能吃苦,人又聪明老实,就把女儿张氏许配给爹。爹不再干农活,进了瓦窑堡镇子去学手艺,学成了银匠,在铁狮子巷租了阎宝贵家一孔窑洞住下。
银匠这行当,非“掺铜和水”不能挣下钱。爹生性诚实善良,做不下去这骗人的营生,弃之不干。平时却好给街坊邻里有困难的人帮忙,人称“李善人”。
由于爹耿直正义,助人为乐,又粗通文字,在1935年曾当选为苏维埃冯家屯乡政府的乡长,为民众办好事就更加义不容辞了。他68岁那年,在一次帮人买米返家途中,需要淌水过河,忽遇发大水,被浸泡了几个小时,回家后受寒生病,很快就离开了我们。那年是1946年的夏天,我正在绥德部队上,领导叫我回家看看。我把爹和早在1933年就去世的娘合葬在寺圪肚湾公墓中,心想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为父母立个碑。
我的父亲虽然一生行善,是个大好人,可是学的手艺不用,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一个男子汉,不养家,或不是养家的主力,靠什么立足於世上?他也真是有福之人,幸亏他娶了个完美的女子,生活的艰难重担,几乎全部由母亲柔弱的双肩承担起来。
母亲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娘家是解家沟的,她从小就过继给张家。旧社会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知道叫她张氏。她养父家比较富裕,但也是以劳动为本,没有把她娇惯成只会被人侍候的人,可也没有让她读书识字,倒是给她灌输了中国女子的许多传统美德。
她是那样勤劳坚强、任劳任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我记忆中,她总是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白天喂猪、做豆腐、磨油,夜里还要为全家七八口人缝衣补被。她娘家心痛,要接济她,都被她谢绝。
她又是那样贤慧慈爱,相夫教子,一丝不苟。她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不要嫌家贫,要有骨气,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她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要尊老爱幼,要帮助需要你的人。她自己的言行总在默默地教导我们如何去做。
母亲一生善良正直,极富同情心。瓦窑堡镇上的穷人常常登门求助,她几乎有求必应,大家尊称她“李妈”。她有一手为众人称道的烹调手艺,穷人家遇到红白大事,都乐意请她帮助操办。曾经有一个在盐池靠拉骆驼为生的穷人,与伙伴失散,独自一人,贫病交加,倒在我家门口,娘将家中仅存的米面做给他吃,在她多日精心照顾下,他恢复了健康,感动的泪流满面。以后每逢赶脚路过我家,必将盐池特产带来相送,母亲总是谢绝:“救人一命,胜似读经三年。”
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呕心沥血地为自己的家拼着命,也给周围的人带去爱。她生下三儿、三女,若不是生活过于艰难,她绝不会把两个亲生骨肉送走。我的二哥送给了王家,我的三姐过继给安塞石家。既便如此,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她40岁时眼睛就极度散光,50岁时就常常全身浮肿。
1933年,我被敌人投进监狱,因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妄想利用母子情深,逼她“劝降”。她严厉的告诫我:要正直、要清白,决不能只顾自己而连累别人。爱子身陷囹圄,对于坚强了一生的母亲,却是个没有经受得住的打击。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没有等到我出狱,她撒手离开了爱她、尊敬她和需要她的人们。
母亲的美好品德,她对我的潜移默化、对我的期望,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伴随着我走过风风雨雨八十余载,使我能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光明磊落、不辱使命的人。
●我的启蒙教育
1914年3月4日(农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于安定县(今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家中。根据家谱,我们这一辈排在“宗”字上,爹给我起名叫李宗贵。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过继给了别人。
爹自己认几个字,深感识字的好处,所以,日子过得再苦也要让儿子念书。大哥李宗元老实厚道,但不是块念书的材料,进私塾读了4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整齐。爹说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念了一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赵鼎铭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们识字外,还讲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课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了。
1922年,我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家中省吃俭用,拚命为我凑够每年4000文钱的学费,供我读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难忘的侯锡康先生,给我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校每天早上朝会时,全体学生背诵“总理遗嘱”,让我们在小小年纪,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进入象我这样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发奋苦读,还尽力帮助母亲去卖豆腐、卖油,设法分担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陕北,其革命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李子洲等创建的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积极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为在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进一些就读于北大等学校的党、团员学生到这些学校任教。当时教员中的党员有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孙绍山、桑非吾(化名)、营子硕等。桑非吾、张国仁教我们社会常识和自然科学。他们公开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讲袁世凯卖国,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从中分析中国为什么落后,如何才能解救中国。进而讲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讲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讲苏联革命,苏联人民平等自由。还讲共产党的纲领等等。他们受瓦窑堡地方党组织委派,挑选进步学生,秘密发展其成为共青团员。每逢暑假,再派这些团员召集一些经过考察的学生,以“进修标点符号用法”等为由,进一步灌输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优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学生,我常考第一名。当时我看了许多书,如古代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还有进步老师介绍的《少年漂泊》、《鸦绿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热烈的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
我姨的儿子杨延龄,是延安四中学生,放假回来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团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史唯然,他当时被绥德党组织派到瓦窑堡驻军中发展党团员,对我形成革命理想影响很大,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我出身贫苦,对旧社会有着天然的仇恨;学习好,且助人为乐;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并容易接受进步观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党组织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介绍人是同班同学王思温和李登榜。
●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
我被批准加入团组织的前后,在我校学生中发展的团员和党员有王思温、刘昌汉、董学源、吴习智、侯仰桓、井助农、刘玉瑛、郭立本、杨瑞林、杨守业、李登榜和女校的张子房、任志贞等。学校里党团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下,陕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率领他的学兵十二连驻扎在安定县城。他亲自组建了中共安定区委,建立了中共瓦窑堡支部,统一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着手改组了安定县党部和县政府。他亲自组织了县和14个区的农民协会,并领导召开了安定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并清算了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王玉书、麻子厚等人的罪行。他还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了大恶霸宋运昌、李耀辉、王伯扬等人勾结官府鱼肉百姓的罪恶。此外,他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积极配合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斗争。我校共青团组织学生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第二高小第一任儿童团长。班上的吴习智、侯智防、杨成森、郝嗣运、侯仰桓、温保仁、温保礼、魏丁山、徐青、冯汉章、薛应则、井助农、赵海子、魏凌霄等都加入了儿童团。在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语文老师、地下党员张国仁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桑非吾的领导下,我们两个大队6个中队的上百名儿童团员,配合党组织在瓦窑堡进行的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我们走街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扫“六毒”斗争,即见吸毒工具就砸,赌场就扫;见神汉、巫婆、卜卦、算命的就赶;见大“斗”小“称”就砸;见土娼小偷就斗;见恶霸、流氓、地痞就揪;见欺压妇女的不轨行为就斗争。麻子厚是瓦窑堡的一霸,放高利贷,强占民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儿童团押着他,戴上纸帽游街,并当众焚烧其契约,煞其威风,大快人心。
我们还和二高师生一起,斗争了反动校长栾耀卿等,清算了他们贪污公款和打骂学生的罪行。为清算安定县县长张呜盛贪污教育经费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我们,谢子长决定将“打头阵”的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谢子长派他的传令兵白应奎来叫我,我又惊诧又激动。当时他已是受到陕北人民崇敬的“大人物”,百姓尊崇他“谢青天”,咋要见我这个学生娃?一进屋,见他正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谈话,我从未经过这种阵势,紧张的浑身冒汗。他面带微笑拉住我的手,请我先坐下。我傻乎乎地坐到椅子边上,头都不敢抬,感到在他面前自己特别渺小。
他结束了和其他人的谈话,微笑着对我说:“小弟弟,你先坐好。”我乖乖的朝里挪了挪。
“你叫李宗贵,对吧?今年多大了?”
我仍不敢抬头:“14了。”
“你上学比我还早几年呢?”
“为让我光宗耀祖,家里再穷也供我念书。”
“听说你很勇敢,书也念得不错。还是二高的儿童团长,很好,有出息。你们儿童团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们一面学习,一面操练一只是拿着木棒,模仿部队,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希望能象大人一样真枪真刀闹革命。子长说:“你们这些娃娃,就做些娃能做的事嘛。如组织宣传队,宣传破除迷信,搬泥菩萨,砸城隍爷,打孔庙,叫人们不信神、不信鬼;宣传文明,办识字班、夜校,提高文化;没收鸦片烟鬼的烟具,抓赌棍,斗土豪劣绅和放高利贷者等等。这些活动比拿枪也不差,这些都是革命工作。”
他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你们已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全县人民大众感谢你们。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干得很好,只是以后要注意总结经验,讲究方式方法,比如剪发、放足,不能强迫,要提高妇女思想觉悟,让她们自己动手。”我不住点头,记在心里。
看看时间已不早,他说:“这次叫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们儿童团一个任务,到县上找县长张鸣盛,和他算算教育费的开支。再算他和二高校长栾耀卿合伙贪污的帐。这是用合法方式与他们斗,揭露他们的丑行。你们能行不?”他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儿我又自豪又激动,连忙说:“能行!”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这么小的年纪也来参加革命,真是难得。清算张鸣盛等人时,有什么情况,你再来找我,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这么黑,一个人敢走吗?”他要派人送我,我是儿童团团长,还怕天黑吗?他只好把我送到营房门口,目送我消失在黑暗中。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子长的教诲,激动兴奋了好长时间,且至今难忘。
根据他的指示,我带领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