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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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徊课淖中问剑üぞ撸┬鲁麓坏睦罚皇恰钗难А媸逼鹄刺娲恕牢难А睦贰！保�7＇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第三版是第一、第二版的混合版了。他在当天的札记里说：
余幼时酷嗜小说，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读小说尚不少。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此种兴趣所以未为家人塾师之阻力所摧残者，盖有二因：一以小说易得。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注意：胡适在第一个版本里说是三十多部＇，其易求可见。二则以有近仁之助力。近仁与余每以所得小说互传观之，又各作一手折记所读小说，每相见，辄互稽所读多寡以相夸焉。
然以家人干涉之故，所读小说皆偷读者也。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傥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8＇
我们把这三个版本拿来对比，《四十自述》是最晚出的，他在《四十自述》里写他小时候看小说的这篇是在1930年底写的。当时，新文学运动已经成功，白话文及传统白话文学的地位已经奠定。胡适在第一个版本里，强调他小时候看小说的“绝大的好处”、说那是帮助他“把文字弄通”。同时，又由于他为本家姐妹们讲故事，必须要把小说里的古文故事翻成徽州土话来讲，这又回过头来帮忙他“更能了解古文的文理”。这是白话文运动收功、功成名满的胡适要人相信的“故事”，这也几乎可以说是所有读过《四十自述》的读者，都会拿来当作胡适小时候因为看小说而得益的定论。然而，在第二个版本，也就是《四十自述》增订稿以及他在上海写的日记里，胡适却说看小说，比他母亲禁止他在月下的稻田里演戏的害处要大得多。更鲜明对比的，是成长阶段的胡适对自己耽于小说的罪恶感，以及他害怕看惯了旧小说的白话，会使他进不了古文的堂奥的疑惧。留学日记里的第三个版本夹在中间，正是他在美国独排众议、被逼上梁山，就在他要揭起白话文运动大旗的前夕。
这三个版本的对比，可以提醒我们：自传与自述都是建构的结晶。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并没有说谎。为了不影响白话文运动的气势，为了不削弱他把白话文学缔造成为中国文学正宗的努力，他只是在画布上，渲染了用传统小说来学习白话文的好处，而淡出了旧小说良莠不齐的事实；他只是一笔带过地说：传统文学里，也“有像《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那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他在《四十自述》增订稿里也没说谎，只不过他所渲染的，是看坏小说的害处。他在上海读书时，在日记里写下来的对看小说的罪恶感及疑惧，当然是最真实的，因为那是他当下的感受。然而，一个人当下的感受也不一定是对的。西方俗谚说：“事后看问题，秋毫躲不过。”（Hindsight is 20/20）胡适青少年时候的感受当然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它所反映的，不过是当时文言为正宗、小说属末流的传统心态，以及一个一心上进、为前途焦虑的年轻人的自省自励。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31。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32。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34。
＇4＇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25526。
＇5＇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1：19，23。
＇6＇ 胡适致母亲，1909年9月13日，《胡适全集》，23：14。
＇7＇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全集》，18：108。
＇8＇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2：287。
谁怕牛头马面？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还有另一个同样具有典范意义的“渲染”与“淡出”的例子，那就是《从拜神到无神》那一节。这一节名称里的“拜神”这个词是具有深意的，但他的写作策略，就有意让人把他“拜神”的这个阶段给忽略过去了。胡适在这一节一开头，就引了他父亲胡传在河南郑州办河工时嘲讽传统河工祀典的诗句，来说明他父亲反迷信的思想。这四句诗是：“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胡传自己有注说：“霜雪既降，凡俗所谓‘大王’、‘将军’化身临工者，皆绝迹不复见矣。”这些所谓的“大王”、“将军”也者，就是河工区域内的水蛇虾蟆。它们被认为是大王或将军的化身，是传统进行河工时被礼拜的河神。胡传这四句诗，就在嘲讽这些河神怎么霜雪一降，就失去踪迹？既然是河神，怎么天一冷，就怕冷不来保护河工的进行了？接着，胡适说他父亲深受宋朝理学家程颐、朱熹的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影响。比如说，胡传所作的《原学》的启始说：“天地氲氤，万物化生。”胡适说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与近世科学的态度若合符节。最后，他引了胡传《学为人诗》的结论：“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他说这是程朱“格物穷理”的态度。＇1＇
胡适紧接着说，虽然父亲早逝，但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熟读他父亲的《原学》与《学为人诗》了。他又说虽然当时先生怎么解释，他已经不记得了；虽然他当时大概也不完全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但他仍然强调，说他父亲对他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胡适在这里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句话乍读起来有点不通，虽然意思明白。几经寻思，发现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原来胡适在写《四十自述》以前，用英文写了一篇《四十自述》的前身，那就是他在1931年美国一家出版社所出版的《当代名人哲理》（Living Philosophies）《胡适篇》里的文章。这篇英文自述，胡适自己在同一年，以《我的信念及其演化》为题印了单行本，分送给朋友。胡适在这篇文章里用了“I am my father’s son”这句话，他后来写《四十自述》的时候，就把它直译成“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了。这句话比较顺口而且达意的中文翻译应该是：“我是我父亲的种。”＇2＇
大多数读者在读了这么一长段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程朱“格物穷理”的态度、“僧道无缘”的论述以后，大概那“无神论”的结论已经都到了嘴边了。在这一长段的渲染策略的运用以后，下一段的描述虽然可能更为生动——因为它描述的，是胡适大家族中，由“女眷”所带领的迷信的大反扑——但由于前一段已经先入为主地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下一段的描述基本上等于是淡出，等于是背景。它所要衬托的，是等待“我毕竟是我父亲的种”的胡适，来力挽那被家里的“女眷”所卷起的迷信的狂澜，来重振家风，来重现乃父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的遗风：
我记得我家新屋大门上的“僧道无缘”条子，从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了淡白色，后来竟完全剥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亲死后，四叔又上任做学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领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长斋，拜佛念经，四叔和三哥（是她过继的孙子）都不能劝阻她，后来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长斋念佛的，她常来我家中住。这两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劝诱家中的几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请她们念经许愿还愿。
星五伯娘这位宗教领袖，加上二哥的丈母娘，等于是如虎添翼。更糟糕的是，二哥丈母娘的加入，意外地给胡适稚嫩的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与惊骇：二哥的丈母颇认得字，带来了《玉历钞传》、《妙庄王经》一类的善书，常给我们讲说目莲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带来的书都看了，又在戏台上看了《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所以脑子里装满了地狱的惨酷景象。＇3＇
这些地狱里的惨酷景象，就是那十八层地狱，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入油锅、抛下奈何桥去喂饿狗毒蛇的种种惨象。此外，还让当时的胡适畏惧万分的，是他从小就听惯了的佛家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念。他说他那时最怕的就是来世变成一只猪或一只狗。
在女眷狂热的宗教信仰之下，稚嫩不懂事的胡适害怕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害怕来世变猪变狗。于是虔诚地跟着这些女眷的宗教领袖依样画葫芦，人家烧香，他就跟着烧香；人家拜跪，他就跟着拜跪：
后来三哥得了肺痨病，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曾养大。星五伯娘常为三哥拜神佛许愿，甚至于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参加行礼，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礼。我自己幼年身体也很虚弱，多病痛，所以我母亲也常请伯娘带我去烧香拜佛。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一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里又起翳，她代我许愿：病好之后亲自到古塘山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后来我病好了，她亲自跟伯娘带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难走，她的脚是终年疼的，但她为了儿子，步行朝山，上山时走几步便须坐下歇息，却总不说一声苦痛。我这时候自然也是很诚心的跟着她们礼拜。
胡适不但礼拜神佛，他也听母亲的话，祭拜孔子，还为孔子做了一座小圣庙：
我母亲盼望我读书成名，所以常常叮嘱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学堂壁上挂着一幅朱印石刻的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我们每晚放学时总得对他拜一个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供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联匾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4＇
毫无意外地，把胡适从这些女眷的宗教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是男性的传统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理学家。营救少年胡适，是《四十自述》里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这件事，胡适说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大概是在他十一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
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得直跳起来。《目莲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5＇
从胡适的这段叙述看来，《从拜神到无神》这个《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其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胡适用他的写作策略把读者导入的“思想上的解放”，而是在让他“高兴得直跳起来”的心灵上的解放。如果司马光的那几句话救了胡适，他所营救成功的，并不是写《四十自述》时功成名就的胡适，而是幼小稚嫩的胡适敏感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