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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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1/5到1/4的市场。第三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策。在1931年9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23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前提。①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年7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① 1929年2月1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②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③ 《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②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③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
④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章。
① 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8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11时左右事变后仅40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9月19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①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势态。①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1931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C。胡佛、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在9月18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