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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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 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① 《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246—269页。
③ 《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① 《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 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②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③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①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④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②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0000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①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或14英里长的战线。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34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②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年4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③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①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10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②8月，萧克的红6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③最后，当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1927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的估计。①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②但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③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线，④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10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2/3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⑤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⑥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①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日离开这个小城，②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③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④经过11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⑤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①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②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③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1935年2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④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