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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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有撒马儿罕的沙哈鲁派往明廷的使者用波斯文写的报告，有英译本。⑥此外，朝鲜编年史《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有关于中朝关系的珍贵资料以及朝鲜人眼中所见的某些永乐朝廷的重大事件（见下）。
关于海上探险，有三种杰出的同时代记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它们不仅为研究明朝与东南亚和西亚沿海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在15世纪初关于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的范围。
跟较早的时期对照，洪熙和宣德朝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两朝的实录《仁宗实录》（10卷）和《宣宗实录》（115卷），它们是在通称“三杨”的辅政大学士和他们的同事的监督下，分别在1430年和1438年修纂的。这些实录包括的时间不如永乐帝的长。洪熙朝仅持续了九个月，宣德帝也只统治了九年，但他们的官方记录在资料和文献的提供上远远超过前朝。这两朝的实录特别在相对地公正和它们所包含的有关官僚政治实施的详情方面，有别于其他实录。这是明朝统治者摈弃军事扩张，转而追求儒家的文官政府理想的时期，显而易见，这说明这些实录为什么缺乏对对外关系的注意。由于这个缘故，像《朝鲜王朝实录》这样的非中文资料就格外珍贵。《朝鲜王朝实录》不仅提供了这个时期中朝关系的详情，而且提供了有关这两个明朝皇帝的重要细节，是中国的记录中所没有透露的。
除实录外，还有洪熙、宣德两朝大臣的大量文学作品保存下来。这些作品不仅包括辅政的大学士如“三杨”、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著作，而且也包括担任过各种政府官职的次要官员和士大夫的著作。他们的作品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时期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概括的基本资料，也是经世文选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来源。当时学者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思想和文化发展各方面的杂著，也以大规模杂集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它们就对官方记录和士大夫文集中的资料作了重要的补充。但应注意，由于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下对外关系和军事活动降到最低水平，当时只有很少的人写到这些题目，并且不大受到文学杂集编者的注意。这同永乐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关于明朝最初几个朝代的知识，由于对整个明朝和专对这几个具体时期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而有了很大提高。有用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写出的大量书籍、专著和文章，涉及明朝的各个领域，但这些作品的大多数是专题研究，不涉及叙事史或一般的说明。关于后者，孟森的《明代史》和爱德华·德雷尔的近著《明初政治史》是资料最丰富最有用的。此外，《明人传记词典》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记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现代学术界在建文和永乐两朝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远比洪熙和宣德两朝丰富，在历史编纂、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和思想活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远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丰富。这种现象无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但也反映出学者的偏爱和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至于建文朝，它充满了复杂的史料问题，王崇武的两本书对内战中的事件和有关的政治发展作了小心谨慎的重新叙述工作，成为这方面学术成就中的权威作品。近年来，黄章健也在相似的史料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应当注意傅斯年、李晋华、吴晗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它们证实了燕王的母系，而这是理解新皇帝的态度和行动的钥匙。同样地，存在着相当多的有关建文帝的命运的文献和稀奇古怪的传说，它们引起了同情和遐想。
关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内战，有几种一般的记述，但唯一的专著，陈荣捷的《燕王的篡位》，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充分吸收王崇武的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军事战役作了有用的叙述，但这本书在史料问题的判断上有严重错误。使用它应特别小心。至于建文帝统治下的制度与政治发展，吴缉华和黄章健在皇帝顾问的作用和政府改组的流产上都做了重要工作。此外，还应该提到阪仓笃秀和毛佩琦论建文帝的国策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文章。
关于永乐时期，寺田隆信写了一篇虽然简短然而很有用处的永乐帝传记。对永乐朝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例如，陈去关于内战和永乐帝的母系问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外，在政府改组和政治发展方面，有吴晗、吴缉华、杜乃济、王毓铨的重要研究。其中有些作品涉及整个明代，但它们对永乐朝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论述这些题目的西方著作，贺凯关于政府改组的作品和爱德华·法默关于双京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权威参考书目。
此外，关于永乐朝的重要研究还有郭伯恭等人论《永乐大典》的编纂；郭伯恭、傅吾康、田村实造等人论出征蒙古和北方防御；陈荣捷和狄百瑞论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以及山本达郎、罗荣邦和约翰·惠特莫尔论干涉安南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价值的作品还有吴缉华和星斌夫论粮食的分配与运输制度；黄仁宇论财政管理；司律思、J。弗莱彻和莫里斯·罗萨比论与中亚、蒙古和女真的关系；木宫泰彦、王伊同、王崇武等论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徐玉虎、J。V。G。米尔斯和王庚武等论与东南亚的关系等。看来只有永乐朝的社会经济方面在新近的明代研究成果中相对来说还是个空白。
有少数作品是专门研究洪熙和宣德两朝的。但除了这样一些领域如制度的发展、朱高煦叛乱、财政改革和对外关系外，许多专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爱德华·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是唯一用一章的篇幅对这两朝作了内容充实的叙述的现代著作。总的来说，对这个时期较有深度的现代研究成果涉及的方面是制度改革、政治巩固和财政紧缩。在这些题目上，吴缉华、杜乃济和贺凯论内阁制的发展的著作是资料最丰富和最有用的，吴缉华、周良霄和伍丹戈论苏州和松江府的财政改革的著作也是这样。此外，关于这个时期还有两部有价值的专著。贺凯论御史制的专著对宣德朝给予相当大的注意，而蒋星煜的近作况钟传，写这位江南财政改革的设计师，也很有用。黄仁宇的《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和他的其他有关研究为评价宣德时期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引导。宣德朝一直是艺术史家所偏爱的一个时期，因为宣德帝是一位美术鉴赏家，但由于这个领域不属于政治叙述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类研究了。
最后，这些对明初的研究，大大得益于几种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的出版，它们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编的。这些包括整个明代的汇编中的大多数，摘自实录中涉及外国人和与外国人的正式关系的记述。例如，有羽田亨和田村实造关于蒙古人、罗香林关于西藏、赵令扬和陈学霖关于东南亚和白翠琴关于瓦剌蒙古人的资料汇编。对这些作品作出补充的，是同等重要的汇编，如吴晗摘自《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朝关系的汇编，郑鹤声和郑一钧选自官方和私家记载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汇编，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题目最全面的原始资料汇编。大多数这类作品是由细心的学者编纂的，但为了保证准确，将这些摘录与原始记录核对，总是可取的。
5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年作者 崔瑞德 泰尔曼·格里姆
明代中期的历史（自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还没有被传统中国的历史学者或当代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者很好地研究。15世纪中期的历史包括要在这里论述的几朝，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较之研究16世纪的历史困难更多。第一，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很少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关于人物和事件的专门研究。第二，15世纪的原始资料，不像16世纪那么丰富多样，因为要到16世纪，官员和文人在生前出版他们的文集（包括书信、奏议、散文和政治论文）的事才变得普遍。事实上，15世纪官员的许多重要奏议和著作集到16世纪或17世纪初才出版，而这些文集也不像后来的文集那么卷帙浩繁与丰富多彩。因此，历史学者不得不从实录中保存的资料和基于朝廷档案的正史中汲取大量材料。
本章所包括的三朝的实录，并不特别可靠，因为它们是在李贤（1408—1466年）的指导下修纂的，而此人曾直接卷入这三朝的政治斗争。他在1451年支持过于谦，但在1457年复辟后又设法做了大官。主编彭时（1406—1475年）是李贤的同事，在1450至1464年间也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但是，在缺乏其他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别无办法，只有在使用这一资料时考虑到编者的偏见。
有数量不多的论著和专题论文专门论述这个时期的事件或人物。牟复礼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重新描述了土木事件的详情，傅吾康的《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①接着描述了此后朝中发生的事情。菲利普·德希尔论述景泰时期和复辟的著作，②对头两朝的一般政治史到英宗1457年的复辟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三种研究合起来对到1458年为止的这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面介绍。关于英宗复辟时期，几乎没有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司律思和D。法夸尔研究了这个时期明帝国对待蒙古人和瓦剌人的历史。司律思对明代蒙古人的综合研究，包含关于15世纪中蒙关系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并成为这个课题最好的第二手资料。③法夸尔的《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④论述了15世纪初瓦剌人在也先领导下的崛起和这个时期他们与明朝的关系。
6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作者 牟复礼
述及15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也许比陈学霖教授的从1398年至1435年的那一章中所使用的更加少些。他在他的书目注释中引证的学术著作，有些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中有黄章健的几种关于明代制度的研究，现在收入他的《明清史研究丛考》（1977年）；吴缉华的论制度和社会经济史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四卷研究论文集，引用时作吴（1970年）和吴（1971年）；和黄开华的《明史论集》（香港，1972年）。对这些新近作者的著作，还可以加上苏同炳的《明史偶笔》（台北，1970年），特别是第一篇论明代尚书的权力。
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莱芜集》（北京，1983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在他从1981至1983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1867—1937年）的《明代史》（1957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上这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这本书永远激励人们去对明史作出解释；本章一般说来受惠于它，尽管在脚注中没有提到。
明史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北方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关系。尽管这个题目在第8卷（即将出版）中将有更充分的论述，在写作本章时，已故司律思的著作是用得最广泛的。这些著作是：《（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布鲁塞尔，1967年）；《大元可汗后裔系谱》（海牙，1958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布鲁塞尔，1955年）。对这个题目更新近的研究成果，有莫里斯·罗塞比的著作，包括《明人传记词典》中几个亚洲内陆人的传记；他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国与哈密和亚洲内陆的关系，1404—1513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和《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纽约，1975年）。本章也深受阿瑟·N。沃尔德伦的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论文《长城的问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1983年12月），第643—663页。
关于15世纪后期的政治辩论，我十分仰仗朱鸿林最近的博士论文《丘濬（1421—1495年）与〈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安阿伯， 1983年）。朱博士范围广泛的书目提供了这个领域的完善的见识。
尽管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但本章对它们的倚赖不大，因为在这里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必要。在现代西方学者中，凡是研究明代的人都特别受惠于傅吾康和贺凯；他们的权威参考书和其他著作自始至终被使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具体地引证。
本章照例依靠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如《明实录》、《明史》和几种专史或编年史如夏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