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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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发给的委任状。这两名靠近中国边境和受中国影响的蒙古领袖愿意帮助中国保持穿过他们领土的商路一直畅通到哈密及更远的地方。他们把据说兵力达30000人的部队置于中国人的麾下，一起向哈密进军。这支中国人领导的蒙古军队快要攻取哈密城和实现中国人恢复维吾尔王系的目的时，他们得知来自土鲁番的强大的蒙古部队正在计划的行动不是在哈密正面进攻，而是直趋此时无兵力守卫的赤斤和罕东基地。蒙古的指挥放弃了他们对中国将领的诺言，赶回故土保卫自己的国家。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这时失去了主力军，被迫不光彩地撤退；哈密被敌对的土鲁番蒙古人所占，直到15世纪90年代初期。
当时突厥斯坦不断的夺权斗争似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从1489年起是外交干涉，1495年又进行军事干涉。一支又由大部分愿意合作的蒙古人组成的中国部队从甘肃向西北进军。这一次土鲁番人后撤，同时带走了维吾尔王和他的金质官印。哈密被中国人占领，但为期短暂，又毫无意义；在年末前，土鲁番军队重新进城。这时中国人求助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武器。这发生在非常能干的马文升任兵部尚书的孝宗统治期的中叶。国策由有经验和有创见的大臣来执行。中国人禁止通过丝绸北路的一切贸易。到1497年，禁止贸易给正常地参加这一重要贸易的亚洲内陆诸政治实体造成的困难，促使土鲁番人作出妥协。他们释放了维吾尔王，归还他的官印，1499年中国人护送他回哈密重登王位。不幸的是，这个王颟顸无能，本国的人民痛恨他，因此政治局势依然很不稳定。
中国和土鲁番争夺控制哈密的斗争在16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呈拉锯战形势，但以后中国的地位逐渐削弱。50000442＿0430＿0②马文升在他仕宦生涯早期曾多年在西北边境任职；也许是出于这种经验，他对蒙古政治的洞察力，多于其他中国政治家通常所具备的。他在15世纪90年代预言，蒙古人最终会在突厥斯坦占上风；他说，那里不同民族的居民早就适应了蒙古的霸权，而不会加以抵制，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的一名真正的后裔出现时更是如此。总之，在这种环境中，蒙古的皇权象征比与之竞争的中国的皇权象征更有力量。
哈密的例子是说明问题的。前往哈密的中国使者和军队在离开长城西端中国行政领土中最后一个前哨嘉峪关时，一直被描述为出塞，这说明中国和亚洲内陆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地图显示的那一条。越过长城，就是离开了中国。但是这条界线以外的中国影响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与中国的关系对哈密的王公和哈密与甘肃边境之间的蒙古首领们是重要的；这一事实就成了迤西诸国关系中的一种力量。中国可以结盟，有时成功地让内亚诸国为中国而战和把亲中国的首领扶上台。另外在少数情况下，中国会使用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武器，即贸易，去努力压制遥远的首领们，这种手法与它通常利用贸易去诱使四面八方的国家忍受中国纳贡制度的约束完全一样。
使现代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没有一贯地和合理地利用它相当强的经济实力去支持它的外交目标。司律思和其他学者争辩说，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完全可能清除造成北方边境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个时期的中国不能更充分地做到这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明代的贸易是作为纳贡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作为国家对它有兴趣的一种独立的活动来管理的（这个解释适用于整个明代，但不适用于它以前的朝代）。因此，贸易不受财政思想和经济管理的制约；它的形式是作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与四海的礼仪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由礼部制定的。
容许与纳贡相结合的贸易——也就是说一切陆上的对外贸易在法律上应由国家进行和经营——是作为皇室的一种特权进行的。（一切法定的贸易决不是只在陆地边境上存在；在沿海边境，政策同样有限制性，而且在1567年海禁解禁以前都知道是行不通的。）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军马和兵器则是例外，它们的采购由兵部负责）。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策。蒙古人认为明朝是一个被腐化和贪权的宦官所控制的国家；他们就伴随纳贡活动的很不合心意的贸易而不断地与中国争吵、摩擦和交战，由此积累的经验很容易说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
总之，中国试图通过外交去保持它在整个亚洲内陆的利益。可是，如同司律思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在成化统治时期似乎已经停止向所有不同的蒙古国家派出使团，以后也没有再派出。因此中国的外交变得依靠来到北京的使团和使者的单方面的活动。在蒙古人眼中，这样做主要是要求赏赐和从贸易中取利的机会。中国用来支持其外交活动的制裁有两种：一是军事惩罚，主要依靠蒙古人去与其他蒙古人交战；一是利用贸易。但是中国人不能充分地利用后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或者一种武器，因为不合常情的和不像商业经营的管理操在为自己和为内廷服务的宦官手中。明朝与亚洲内陆抗衡的地位，既不像许多优越条件使它应有的那样强大，也不是高度合理的，也不能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灵活地调整，以便为中国的持久利益服务。
北方的边境战争
在整个明代中叶，蒙古人是中国的民族敌人。在北方边境与蒙古人的战争是最持久、费用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北方边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可以定在成化统治时期；这就是新建长城和改组利用长城的防御体系。
从15世纪后期的中国史料中可以认定的蒙古集团从东到西依次如下：所谓的兀良哈三卫；山西北部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部；在旧蒙古故土（今外蒙古）并向南延伸到从今之热河往西直至陕西和甘肃的中国北方防区的、明代中国人称为鞑靼王国的虽然并非一贯团结却是庞大的蒙古部落集团；西北长城内外的不同的蒙古领地，其中上述的赤斤和罕东两卫是其代表。
兀良哈是一个笼统使用的蒙古部落名称；在兀良哈三卫治理下的人民并不都是这个部落出身的蒙古人，甚至也许不全是蒙古人。三卫在洪武时期已经设立，为的是给那些试图逃避当时整个蒙古普遍存在的内部纷争和接受强大的新的明王朝的庇护以保持其自治的蒙古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它们的基地是在西满洲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大兴安岭的东麓，正好是10世纪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的故土。
契丹人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多半已被吸收到蒙古民族之中。他们的肥沃的牧地已被赠给有世袭卫指挥头衔的朵颜、泰宁和福余的王公们。在中国的史料中，这三个卫被视为中国在东北的防御联盟中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授予三卫以有纳贡国特权的保护领地的地位，以期促使它们脱离其西面的所有蒙古人和充当防备其东面跃跃欲试的女真人的屏障。但是也先在15世纪40年代已经成功地压制住它们，使它们在15世纪40年代至少是半心半意地与他的统一蒙古的运动合作，而中国人一直担心新的大蒙古运动将破坏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它们是蒙古人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中国的对蒙政策在那里执行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在行政上，整个东北，从大兴安岭西麓往东穿过满洲直至海滨，从辽东往北直至在北极地方的一条模糊的界线，被称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奴儿干与三卫一起，共包括难以置信的384个卫，其中大部分是授予小的女真部落首领的空头衔。③当时的战略思想是，必须使三卫的蒙古人继续成为该区域稳定的核心。但是在奴儿干以西，变动的形势使蒙古社会的其余部分在15世纪较晚的时期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它的中心部分，即中国人所称的鞑靼王国，它的所谓的小王子们（他们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有权要求领导全部蒙古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则很少）的命运正在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杰出的巴图蒙克（约1464—约1532年），他蔑视明朝皇帝，自称大元可汗。他的11个儿子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重要的蒙古领袖的前辈，而他正在促使统一的蒙古的力量重新强大。在他的孙子俺答的统治下，这个运动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从1483年起，当巴图蒙古成为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小王子时，蒙古人正向南进逼长城的防线，并且肆意袭击。巴图蒙克诸子成了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可汗，即王公。一个全部东蒙古人的强大联盟正在形成。
以这种形势作为背景，我们也许比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将军更容易了解中国人为何能在15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中连续地在与蒙古大军作战时赢得重大的胜利，可是在平定不断发生的边境袭击时却没有进展。一个有关的、有时是合理的担心是，越来越坚持不懈地南下向山西、陕西和甘肃进逼的蒙古集团的袭击将与定居在长城南面从而从内部威胁北方边境防御的蒙古人联合起来。这种担心在1468和1469年强化了朝廷对固原起义的反应，并且无疑地促使它采用了在以后十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反蒙姿态。
固原是北方的九边之一；当时明朝把它当作陕西西部的一部分来治理，但是后来它被包括在甘肃省东南的突出地带内。它大致位于兰州和西安中间，按直线计，在九边中的另一个边，即黄河河畔的宁夏以南将近200英里之处。明代史料称固原的蒙古人为土鞑，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北方几个省的蒙古人，这些人在元王朝灭亡后已远在中国本土内部定居，并且保留了某些自治权。固原起事的蒙古领袖在中国的史料中音译作满四（有时作满俊）。他是世袭的部落领袖，又是把丹之孙或曾孙；把丹是一个杰出的蒙古领袖，在1378年已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投降，并获准与他的部落在当时汉人很少的一个区域——固原——定居。
明朝希望，这些蒙古人将接受和平的和定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拥有肥沃的牧地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牧马、练习箭术和狩猎，保留了他们的武艺；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必被迫去务农，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依然保留蒙古的传统。现在还难以断定满四造反的原因。有种种迹象表明，鞑靼小王子的太师，即刚健的孛来，煽动了“土鞑”去响应其边境以北的蒙古同胞。还有一些证据证明，一些道德败坏的当地中国军官正在进行盗匪活动，并且用谴责本地蒙古人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不管是什么压力促使满四在1468年5月造反，他把大批追随者带进固原北部崎岖的山区中的一个严密加固的要塞。地方的官员轻率地进攻，在整个夏季笨拙地作战，最后惨败，损失重大。当战果上报朝廷时，一个以项忠（上面已经谈过他是在15世纪70年代初期战胜荆襄叛乱者的将领）为首的战地指挥部成立，它得到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都御史马文升的协助。这支军队在1468年晚期开进固原，包围了满四的山区要塞，断其粮食，在1469年初期攻占。
在军事上，这次叛乱相对地说是一件小事，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危言耸听者不但认为蒙古民族可能联合起来，而且认为它可能与西面的西藏人联合起来，这种观点引起了朝廷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不安。叛乱还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战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军，以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这一次，大学士彭时和商辂不得不就西北的危机而与谣言散布者进行斗争。他们争辩说，已在战场的项忠和部队完全有能力战胜固原的叛乱者。彭、商二人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打赌说项忠会取得胜利，以便阻止不必要地扩大军事反应。但是在以后十年的边境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可以看成是15世纪70年代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
鄂尔多斯，中文称河套，与陕西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接壤，长期以来已是中国和草原互相影响之地。自明代开始以来，陕西北半部这一块贫瘠多岩的丘陵及沙漠平原的杳无人烟的地区，与较肥沃的南半部之间的往来已被一系列军事战略要隘所切断。这些重兵防守的要隘旨在保护南部的中国居民不受从边远北部通过鄂尔多斯这块不毛之地进入的掳掠者（即蒙古人）的袭扰。这一系列把该省一分为二的防守要地成为北方边境的九边之一，根据陕西东北边缘的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