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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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和平共存局面所做的初次试探出于宋朝一方。就像1140年那次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夺权力一样，这回在杭州的宋廷中，主张与金并存的一派再度得势。韩侂胄被罢免官职，不久后被杀（1207年11月27日）。他和他的一派被指控应对发起这场不负责任的战争承担责任。而金朝对于被拖进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也不感兴趣，便同意恢复正常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更希望的，是追回宋朝支付的岁币。金希望停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方边境上蒙古的威胁。在1207年下半年到1208年的和谈期间，金朝坚持要将韩侂胄作为主要的“战犯”，一再要求将他引渡。得知韩已被诛之后，他们又要求将韩的首级献给金作为赔罪的证物。宋朝最终接受了金的要求。1208年7月，金廷宣布停战，1208年11月2日，新的和议在宋的努力下正式达成。宋同意付给金的岁币增加了白银5万两，绢5万匹，韩侂胄的首级被涂漆后封于函中，当然也被很快送到金朝。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证物被摆放在金朝皇族祭奠祖先的家庙中。①章宗生前看到了与宋的和平关系的恢复。他死于1208年12月29日。在他近20年统治的几乎整个期间，他都在致力于加强金的防御能力，同时为把金朝变成像唐、宋那样政治体制的国家而加紧进行各项改革。为了将当时制、律混淆的法律予以统一，他下令修订一部新的法典，这就是颁行于1202年的《泰和律》，在这点上他功不可没。另一意义重大的事件，是大约与此同时，章宗与谋士们经过长久拖沓的讨论之后，终于从五行中选定了土作为金朝的德运。
按照传统的政治观念，每个正统的王朝，都相应地以五行中的一种物质来表示。宋朝选定的是火，代表他们王朝的颜色便是红色。对这种所谓德运的正式采用，是极富政治意义的行动。它意味着金朝从此以后就作为合法的继承者，在汉人正统的王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从政治意义上说，选定土，意味着代表整个世界，这特别是针对于宋的，金认为自己对天下的所有一切，也就是说对全部文明世界的统治都已合法化。宋朝因而再不能宣称自己是中国土地上进行合法统治的惟一国家。甚至如果说宋金关系恶化的原因应该部分地归咎于金使用汉人的概念为自己树立了正统王朝的新形象，那么，这种假设可能也是合乎情理的。①总之，章宗的统治标志着女真人汉化的顶点，也是对世宗那种出以公心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的保持旧俗做法的反动。1206年到1208年的战争说明了金朝的军事实力基本上并未减弱，它仍然是宋朝不能轻视的对手。但是这一切，包括国内旨在解决汉族人民与女真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诸多改革，在蒙古人的猛攻之下都瓦解了。
金朝不被承认的皇帝
1208年之后的金朝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即来自外部的威胁与内部的统治危机并存，对于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开始时按照女真旧俗，皇位在传给下一代之前都是先在兄弟之间相传。章宗死后，更准确地说是他还未咽气的时候，他的哥哥（译者注：应为叔父）卫王就被宫廷内的一个集团拥上了皇位，这就是完颜永济，世宗第七子，由渤海国出身的王妃所生。史家并不承认他是皇帝，因此他是以卫绍王之名被载于史册的（1208—1213年在位）。
蒙古的入侵和内部的纷争（1208—1215年）
早在章宗统治时期，金朝就已经在加固西北边防，进行抵御蒙古入侵的准备。一道以墙堡与沟壑组成的界壕被修筑，部分地利用了金朝早期所修筑的防御工事。这道界壕从今天的齐齐哈尔向西南方向伸延，依大兴安岭的走向，远至今天内蒙古的达赉诺尔湖，最终与中国古老的长城接连。可是，这些界壕的军事价值却因沿线驻防的军队都是由契丹人和奚人而不是可靠的女真兵组成而大大地减弱了。
成吉思汗选择金朝作为他的进攻目标，其原因似乎可以回溯到12世纪末叶的几起往事。作为蒙古部宿敌的塔塔儿部（辽、金史料称之为阻卜）与蒙古部曾经发生过多起血腥仇杀。塔塔儿部与金曾有过松散的关系，但在1190年前后，他们不肯再效忠于金。于是在1196年，金宗室完颜襄便率领了一支金兵前去镇压，蒙古人也参加了这场战役来向他们的宿敌报仇。金与蒙古的军队深入漠北，并最终于1196年的8月成功地对塔塔儿人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部落长也在这场战役中被杀。
在这场战役中蒙古人与脱斡邻勒统治的克烈部在一起作战，这个部落曾与他们结成联盟，金朝皇帝对于他们协助镇压塔塔儿的势力和野心而给予酬报；脱斡邻勒被赐为王，从此便被称为王汗；而铁木真（他是在1206年登基称汗时才被称为成吉思汗的）得到的却只是个较低的、可能源于契丹的官衔（札兀惕忽里）。无论怎样，从那时起，尽管金朝赐给他的官衔确实提高了他在众多草原部落中的威信，但他却只能将自己看成是金的藩属。不证自明的是，当他1206年即位称成吉思汗以后，就不再满足于被金作为藩属对待了，他的目光已瞄准从金手中夺得正式的独立，摆脱以前那种藩属地位。想要征服金朝领土的另一个动机，很可能因为在草原游牧民眼中，金朝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第三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俺巴孩汗的死复仇了。俺巴孩汗曾被立为葛不律汗的继承者和蒙古诸部联盟的首领。他是葛不律汗的族兄弟，也是蒙古泰赤乌部的鼻祖。他也与塔塔儿部有仇，在相互间不断的仇杀中，他终被塔塔儿部所俘，送交给金主，而金也许残忍地将他杀害了。成吉思汗既然自认为是蒙古部落首领俺巴孩汗的合法继承人，对俺巴孩汗这样耻辱地死于金人之手，很有可能心怀怨恨。当然，由于缺乏可资证明的史料，这不过是一种推断而已。
最后，成吉思汗憎恶金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金主本人的个人偏见。当卫绍王还是金朝一个地位较低的亲王时，曾从成吉思汗那里接受过所呈的贡物，在这位蒙古统治者的眼中，他的举止颇为无礼。后来卫绍王即位，传诏蒙古，按礼节本当叩头拜受的，但成吉思汗一听说金的新君是那个以前曾侮辱过他的卫绍王，便勃然大怒，并于1210年继绝了与金的朝贡关系，决心对他的女真主子发动一场全面战争。①正在此时，他又得到金朝被严重的饥荒所困的消息，这肯定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1211年春，蒙古人兵分两路侵入金朝边境，东路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见地图19）。章宗年间所筑的界壕被轻易地跨越，不久蒙古军队已经能够通过战略上的必经之地居庸关，那是金中都（今北京）的北部屏障。由金兵的高级统帅派去的增援部队在蒙古人面前不堪一击。然后，蒙古人就开始在首都附近的村庄到处掠夺和蹂躏，但那时他们还毫无包围并攻取城市的打算。在西线，蒙古人侵入了山西，从而阻挡住了正从陕西调发来企图解救东路金兵的后备部队，这支部队原是金朝驻扎于陕西以捍卫与西夏的边境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成吉思汗的战略才能。不过从表面上看，1211年这次战役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连串以试探为目的的突袭和以掠夺村庄为目的的远征。在冬季，蒙古人撤回了他们的军队，从而给了金朝一个重新组织北方和西北防御力量的机会。
1212年秋季，蒙古人再次发动进攻。翌年春，他们再次通过了居庸关，这一次他们甚至更加向南，直深入到中国北部，蹂躏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部分地区，夺下了几个城镇。在1213年到1214年间那个冬季，蒙古人有效地实行了对中都的封锁。
所有这一切都正好发生于金廷本身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时候。1213年八月，当那个连自己的即位是否合法还是个疑问的卫绍王正在为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深感忧虑之时，却死于一场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的头目是一个女真贵族、来自纥石烈部的胡沙虎，他曾在西京（山西大同）任右副元帅，蒙古人来时却弃城逃走。胡沙虎拥立章宗的哥哥吾都补（1163—1223年）为帝，后者庙号宣宗（1214—1223年在位）。胡沙虎废掉卫绍王并拥立一个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的皇帝上台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他惟恐自己会因丢失了战略要地而失宠和遭到惩罚。
这些事件都恰恰发生在蒙古军队向中都进军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分队已经袭击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北部。然而，除了金朝宫廷内部的纷争之外，造成金兵决定性失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北方因持续干旱而引起的大面积饥荒，这也使女真这部战争机器的后勤部分受损。在做最后挣扎的时刻，政府曾经力图化解民族之间一切现存的差异，以此来鼓励各种群体的人民一致起来抵抗蒙古人，文武官职都向契丹人和汉人开放了，再没有了以前的各种限制。
1214年春天，金廷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卫绍王的一个女儿送给成吉思汗为妻。蒙古人从中都撤兵，但北方的政局却仍是动荡不定的，于是，宣宗决定迁都到南京（开封），这里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部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成吉思汗却将这次迁都说成是金朝为恢复战争所做的准备，因此决定再次向中都进军。1215年5月31日，中都城被蒙古人以及归附于他们的原金朝臣民如契丹人、汉人等团团包围。迄至当时为止，这个首都是蒙古人在东亚所征服的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城市。
大约与此同时，金和西夏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已经紧张了多年之后终于崩溃。1214年以后的10年，是以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紧张的对峙为特征的时期。金与西夏以前的友好关系被这一可悲的阶段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两国宫廷内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并逐渐损害了他们反击蒙古人的能力。
山东的造反
中都，作为金朝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它的悲惨陷落，是与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并行的。
1214年，金要宋提前一年支付1208年和议所规定的岁币，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却遭到宋的断然拒绝，因而加剧了本已摇摇欲堕的金朝的财政危机。这又与山东地区所爆发的诸多造反事件遥相呼应。山东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方，纵观历史，它从来都是社会反抗和宗教叛乱的温床（见地图20）。
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是杨安国，他出身于山东东部一个以杨姓为主要居民的富裕村庄，以制靴和制作其他皮货为业，这个职业使杨安国获得了一个绰号叫“杨鞍儿”。杨是一个强健而又残忍的男人，是村里的头领，并且早在1206—1208年交战期间，他就已经聚众起兵来反抗金朝的统治。战争结束后，杨安国重又降金，金政府给与他较低的州刺史和防御使官职。当1213年到1214年间蒙古人的进攻瓦解了金朝的权力机构的时候，杨安国再次揭起了叛旗，开始在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些县城进行掳掠。1214年夏天，他竟然在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今蓬莱）自立为帝，建元天顺。这对于金朝的统治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尽管北方还承受着蒙古人的沉重压力，金廷还是派遣了一支由仆散安贞率领的军队去攻打他，结果是这支金兵获胜，1214年秋末，杨安国的军事据点被纷纷攻陷，杨企图乘舟逃走未果，金兵将其俘获，并于翌年年初将他无缘无故杀死，而他的“帝国”又延续了几乎不到三个月。
杨安国并不是山东惟一的造反者。在山东中部地区，还有不止两支独立的叛军，在1215年仆散安贞那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中他们也遭到了镇压。但是在山东各地，仍然到处有造反的武装在坚持，杨安国原来的副手以及其他造反者在半岛上那些难以登攀的山区继续开展着游击战。1215年前后，这些起事者的头领们选用红布来制作服装，从那以后就被称为红袄军。红在中国往往是一种吉祥的颜色，象征着幸运与希望。不过，他们之选择红色，无论从哪种可能性上说，都与这些起事者对故宋的感情毫不相干（红是宋朝的代表颜色，与五行中的火相对应），也不能归因于任何宗教或宗派对于各色造反武装的诱导；山东所有的这些企图动摇金朝统治的起事者头领，其动机和目的似乎都是纯粹利己的、现实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自立为王，使自己成为一个地方政权的中心。
当1127年黄河又一次暴发的洪水阻挡了金朝在山东用兵之际，宋朝政府却打算利用红祆军为自己渔利，他们向造反的首领封赐官衔，应允给与他们物质援助。这些首领中有一个就是李全，这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体格强悍、性格残忍著称，曾与杨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