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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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最伟大的道家哲学家庄子却很少在汉代典籍中出现。他被老子的光辉所遮盖，几乎不在有教育的人士中被诵习，更不用说在道教信仰很盛行的社会的下层阶级了（可是，我们对此却所知甚少）。庄子对于像汉朝这样的时期来说，它显得过分智识化了，过分地卖弄辩证法了，又过分地咬文嚼字了，因为汉代是行动重于思想。虽然此书以庄子为名，它是一部成文年代极其不同、内容极庞杂的大部头著作，它主要研讨哲学问题。①在汉代典籍中，庄子几乎总是和老子联系在一起，地位或多或少地在老子之下。《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批判地论述了古代世界（中国）各学派的哲学观点，它可能是此书最晚出的部分中的一篇。庄子的思想在这里被陈述得和老子的一模一样，很象是乌托邦式的，而不是实用的。甚至早在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荀卿就责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史记》则说庄子只是老子的一个追随者。②按照司马迁的话说，庄子用写得很有文采的寓言来说明了老子的学说，但是，他的极其流畅的华丽文词却无益于世界上的统治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一样，有时被人们指责为道家异端。一个世纪以后，即从前汉到后汉的过渡时期，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从老子得到启发写出了他的《太玄经》；但是他把庄子和杨朱捏合在一块，认为他们是“荡而不法”的人。③可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之末，庄子在聚集于淮南王宫庭中的一班文人学士中仍非常出名；淮南王是汉朝开国皇帝之孙和皇室王子，但他决心脱离中央政府。这些人编纂的这部文集命名为《淮南子》（公元前139年），它经常引用庄子。像他的堂兄弟河间王（死于公元前130年）那样，淮南王也是一位搜藏古书的大藏书家，这些书中当然也有《庄子》一书的修订本。但是，这些书必定逐渐成为珍本，这从《汉书·叙传》中关于班家的家世叙述中可以知道。①班彪的从兄和同学班嗣，从他父亲班斿（死于公元前2年）手中继承了一部《庄子》稿本，此书得之于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这本书和其他关于哲学的书一起都称为“秘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班斿积极地参加了前汉末年所进行的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搜集和分类的工作。他因此赢得了成帝的宠信，并且接受了当时据说见公开流通的图书。注疏对于这一点的解释表明，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皇家图书馆。《汉书》说得更详细一些。成帝在即位初年曾拒绝他的一个伯叔辈去观摩“‘诸子’秘籍”，因为他的一名顾问认为这些书有害于正统儒家经书；这就是称之为“秘”的理由。②《汉书》的另一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庄子》列入“秘”籍之中。继承了这些图书的班嗣尤为重视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虽然他未曾忽视他的儒经研究；并且我们知道他应该很熟习《庄子》。桓谭（约公元前43—公元28年）是一位藏书家并自己拥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当他向班嗣借书时，班嗣高傲地拒绝了，同时说道，他应该留心永远不把这类书借给丝毫不懂庄子教义的儒生。他说：“若夫严子者”。③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不绞ト酥瑁恍峤揪慈凰林荆刚卟坏枚桑士晒笠病�
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意志论哲学在后汉之初已从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庭中找到了一位解读其书的高手，他小心翼翼地保守其秘密，不把这部已成为珍本的书借给他人。大多数古代哲学家的典籍的际遇与此相同，只有老子是例外，因此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公元3世纪得重见于世，也使古代的典籍得重见于世。
大约在班嗣之后一百年，伟大的注释家马融（公元79—166年）在取消官方学校中所教授的浮华理论从而给儒家经典的注疏注入新的生命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被正统的纯正统派人士指责为道家。①他确实曾经注释过《老子》和《淮南子》，并且据说他在早年曾经拒绝过“非其好也”的职位，而退隐到边疆地区。可是，夷狄民族的侵犯引起了饥馑，因此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官职，以免饥饿而死。他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因细小的屈辱而抛弃自己的生命，这“殆非老庄所谓也”；他也暗示过庄子的一段话，②即人们应该拒绝最高权力，谢绝爵位和荣誉，以便在有生之年勤修得“道”的功夫。
在马融的时代，受过教育的人们，甚至包括儒生在内，不象儒家教义所要求的那样，都开始拒绝卷入公共事务，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他们都有哲学的和宗教的爱好，这是因为受了庄子著作的启发。新趋势是恢复庄子的荣誉地位。这也有几种理由和几种先例。儒家的禁锢已经不能约束王充（约公元27—100年），他在他的《论衡》中掀起了一个运动，反对官方学派在五经的注疏中所教授的文字使用不当和前后相违迕之处。这种注疏导致了明显的学院式作风。据说，现在已经遗逸的前汉的一些注疏有时为了注解五个字的一句话竟有芜累至二、三万字的。①在公元2世纪之初，词典编纂家许慎在他的《五经异义》中认为能够很容易地指出某些固有的困难。马融和他的弟子郑玄（公元127—200年）则想挽救传统，他用的是把经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注的方法，目的在于引出一套首尾一贯的学说，而不是象官方那样把它们单个地加以处理。这些人是一千年后的宋代儒学复兴以前的最后几位经学注释大师，有机会在儒学的发展历史中强调注疏的重要性。儒学的发展史便是经学注疏的发展史，正象基督教的发展史便是圣经注疏的发展史一样；佛教发展史的道理也是这样。
但是，公元2世纪注疏家们进行改革的企图，并没有能够挽救汉代的经学免于它所面临的屈辱。正是在这个时期，象王符（约公元90—165年）的《潜夫论》或崔寔（死于公元170年）的《政论》这些猛烈的抨击，都证明了文人学士们对儒家正统抱有蹈瑕寻隙的态度。②在整个公元2世纪，经学的古文派和今文派之争促成了儒家正统的基础的破坏。用古文字——即汉代以前的文字——书写的经书稿本被说成是新发现的，把这种典籍拿来和口头相传并且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汉代版本作比较，马上就引起了关于经书教义的解释的论战。
古文学派的支持者们反对官方注疏家们所做的专证性注释，也不接受孔子的半神化和归之于孔子的奇迹。早在公元79年就在皇宫内召开过一次关于经学的会议，其记录一直流传到了今天。③今文学派的支持者们战胜了观点更进步的古文学派的人们。一个世纪以后，古文经学派有马融和郑玄等注疏家站到了它的一边，从而在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中必然地展示了它的光华。①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复兴放到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必须费些笔墨来谈谈汉代为这个复兴铺平道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在政治方面，汉代的灭亡始于后宫的阴谋和宦官掌权；这二者是一再发生的祸害。②从公元1世纪的末年起，皇帝只是一些儿童，或者与摄政的太后们有关的外戚手中的卒子，他们彼此争权。出身于平民的宦官谋取新兴的商人阶级和富裕投机商人的支持，以打击代表宫廷利益的大地主家族和贵族。文人学士则联合起来反对这种政治体制，努力保卫他们对行政权力的独占。
从公元165年起，窦太后成为摄政者。和她的前汉同宗一样，她也倾向于道教。她的父亲窦武反对宦官，但她本人是犹疑不定的。她的父亲在公元168年被处死，她丢掉了权力，宦官取得了胜利。他们追捕文人们，把他们遣送回籍，投闲置散。这便是有名的党锢之祸（公元166—184年），③其后便是袁绍搞的政变，他在公元189年大杀宦官，过了三年他本人也被杀害。真正的赢家是军人，他们赶赴京师，尽量夺取好处，然后用一系列声明争夺领导权。
整个帝国陷入了混乱。权力掌握在军人手中；政府四分五裂；贫困不堪的农民开始在四乡游荡。然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伟大的道教起义；黄巾军活跃于中国东部，五斗米道活跃于西部。在这种新的灾祸面前党锢之祸才正式被解除。许多军人在这些镇压叛乱的战争中立了功，例如董卓就是这样，他紧接着袁绍的政变，于公元190年也洗劫了洛阳，摧毁了汉王朝的档案馆和皇家图书馆。但是，给予汉王朝的致命一击却留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的曹操（公元155—220年）。
曹操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在他于公元220年死后，紧接着他的儿子曹丕建立了魏王朝（公元220—264年），它自称在中原地区代汉而兴。可是，另外两个国家占有了中国其余的部分：蜀据西部，即四川（公元221—263年）；吴据南方，最初都武昌，后来都南京（公元222—280年）。这就是所谓的三国时期。
② 关于董仲舒，见吴康（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巴黎，1932）；又见本书第12章及其注147。关于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报术史》（剑桥，1954—），第2卷，第261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典籍，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00—120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伦敦和普林斯顿，1952），第2卷，第88页以下；杜敬轲：《汉代谶语纬书的历史概论》，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6年；以及上面第14章《谶纬之学》。
② 《汉书》卷五二，第2379页；《汉书》卷八八，第3592—3593页；《汉书》卷九七上，第3945页。
③ 《汉书》卷三十，第1765、1767、1772、1776页。关于新近发现出于黄老思想之书，见上面第12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① 见·C·格雷厄姆：《〈庄子〉内篇七篇和其他作品》（伦敦，1981）。
② 《荀子·解蔽篇第二十一》；《史记》卷六三，第2143页以下。
③ 在《太玄经》的标题中，“玄”字出自老子；见《法言》，此书是模仿孔子的《论语》而作的，卷八，第5叶（《四部备要》本）。
①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3、4205页。
② 《汉书》卷八十，第3324页。
③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5页。
① 《后汉书》卷60上，第1953页；米耶奇斯拉夫·耶尔齐·屈恩斯特勒：《马融的生平与著作》（华沙，1969年），第28—29、37—38页。
② 见《庄子·让王篇》，第76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43页）；又见上面第14章《注解》。
② 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的《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制：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98页以下。
③ 关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见张朝孙（音）：《白虎通》；以及上面第14章《后汉时期的官学》。
① 见下面的《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
② 见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第5章《灵帝的选择》和《王朝权力的崩溃》。
③ 见上面第5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在汉王朝末年爆发的骚乱当中，长期隐藏的民间道教阶层在公元184年爆发的一系列叛乱中公开露面了。按照六十花甲子的计年法，这一年恰好是新的一轮甲子的开始。①这些叛乱受道家乌托邦的鼓舞，并且是周期地向儒家政府的窳政挑战的所有农民叛乱和秘密会社的前驱。这种由自己称帝并自任宗教领袖的人领导的叛乱，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就有记载；至于鼓舞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史学家却并没有告知我们。公元184年，仅几个月内就爆发了两起各不相涉的运动：一为黄巾运动，一为五斗米运动。前者之名源于他们头戴黄头巾（黄色代表黄帝，他们把他和老子一起当做他们的庇护人）；后者这样取名是因为他们每人须向共同的组织，特别是义舍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义舍要为游方或静修的信徒提供食宿。
黄巾军集中在国家的东部，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因为这里的宗教情绪向来很高；五斗米道则起于西部，在四川及陕西的几处边境。这两个运动的领袖都姓张，但两个张家似乎并无关系。在东部的三个领袖称为三张：即张角和他的两个兄弟张梁和张宝：他们的活动在十年之间越闹越大，但在公元184年末由于曹操的帮助而被打败，并被杀害。在西部也是三张（看来他们与东部的三张并无血缘关系）：即张陵（后名张道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