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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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和邓对此各有各的理解。1957年7月，毛号召他的同僚“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作为中国建设的基础。在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上，邓重申了这一号召，并更具体地阐述如下：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②邓看到了中国和欧洲的不同，以及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给他和他的同僚带来的束缚：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③当然，难就难在这里。“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无疑是理想的。但是，对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实现的。
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但是，中国领导层内关于统一和多元化的争论仍在继续。整个80年代，邓全力支持经济多元化，并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鼓励经济多元化。但是他对外国影响腐蚀中国政治统一的状况日益感到不满。因而他采取行动，对被他自己的改革调动起来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势力，重新从中央加强了政治控制。1983—1984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1989年夏甚至动用了军队。
毛和邓都没能使中国既保持统一，又同时享有自由。镇反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明。总而言之，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如果说在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中有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话，那就是，若干世纪以来把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使这一制度完全崩溃。在90年代及90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化，才能维护统一。
①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卷。
② 同上。
①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卷。
① 注释内容原文缺。——译者
② 弗雷德雷克·C。泰维斯：“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载《剑桥中国史》第14卷。
③ 参见尼古拉斯·拉迪：“困难重重的中国经济（1958—1965）”，载《剑桥中国史》第14卷；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
①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第2卷，第95页。
① 引自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287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5、156页。（中文版为134页——译者）
③ 同上，第157页。（中文版为135页——译者）
附录 会议与领导人
正式的高层党的会议
表32 （1966—1982年）
a。正式会议是用来区别其他高层会议，如经常于中共各届全会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目录可参看利伯撒尔和迪克逊编写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b。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以便正式选举新的政治局及其他中央机构如书记处等的成员。
c。这份资料中注明是8月31日，但其他资料上是8月30日。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由中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编辑。
党的领导
表33 （1965—1969年）a
续表
党的领导
表34 （1973—19982年）
续表
d。“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
e。这些成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f。邓小平是在1973年12月被重新选进政治局的，并在十届二中全会（1975年1月8—10日）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德生的位置，后者仍为政治局委员。
g。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只有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候补政治局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
h。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上增补的。
i。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9月25—28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委员。
j。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常委。
k。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免职的。
l。在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上胡耀邦取代了华国锋。华国锋降为副主席。
m。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副主席。资料来源：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北京；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
国家领导人
表35 （1965—1983年）a
a。这些任命是在第三届（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第四届（1975年1月13—17日），第五届（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六届（1983年6月6—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分别做出的，在这些会议之间进行的免职和增补都有注释。
b。遵照毛泽东在1970年提出的意见，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颁布的新宪法中被取消了。
c。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华国锋于同年2月3日成为代总理，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决定：华国锋不再是代总理，从此行使总理职权。
d。华国锋的总理职位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被赵紫阳取代。
e。1965年去世。
f。李先念是1965年当选的副总理中历经文化大革命唯一在位的，其他人的正式罢免日期很难确定。
g。1976年10月6日被捕。
h。1980年9月辞职。
i。1980年4月被免职。
j。王任重，在1978年12月被任命。其他人的任命时间是：陈云、薄一波和姚依林在1979年7月，姬鹏飞在1979年9月，赵紫阳和万里在1980年4月，杨静仁、张爱萍和黄华在1980年9月。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文件汇编》；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各章书目介绍
第一章 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关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的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的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卷本的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编写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间著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1950年12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页的文稿足以向人们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分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毛泽东》）。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辑将要出版时，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1949年10月以后中文毛泽东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世。＇参看《毛泽东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写，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或者收入一个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毛泽东于1956年—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由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年到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1964〕）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克思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