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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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小说
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正值大陆文学受到严酷压制之际，台湾文学却蓬勃发展起来。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包括不在台湾居住的作家，如：张爱玲、白先勇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受到既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因而，他们从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精华的同时，也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从各个时期不同的艺术思潮中吸取养料。他们之中一些卓越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优秀作品是大陆现在活着的作家至今仍无法超越的。从1980年开始，已经有一部分作品陆续在大陆出版，当台湾作家先进的创作技巧和大胆的社会批评态度被大陆作家发现后，将对大陆作家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今后发展的最有兴趣的事情。
张爱玲（1921—）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开始她的创作生涯的。她的一些极其精美的短篇小说收集在她的小说集《传奇》里。1952年，她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创作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它们都是在1954这一年写成的，在这里，张爱玲表现了从共产主义“新”道德中醒来的痛苦，这种觉醒在时间上却早了几十年。虽然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是力作，但从艺术水平来讲，却无法与其1943年的作品匹敌。《传奇》依然占据着张爱玲和她的读者们的心。
《传奇》中的《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衰败、堕落的历程，故事的背景与张爱玲自己在上海和天津的家极为类似，她曾在那里度过了她悲惨的童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七巧是一个被卖给一个富贵人家的残废儿子作妻子的女孩儿，在这个封闭、幽暗的大家庭里，在瘫痪不起的丈夫身边，她葬送了自己美妙的青春和生活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痛苦，甚至染上了鸦片瘾，最后，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变态地）寻求报复。且不说这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简约精致，单就其在感觉想象上的丰富、精微和在对人物行动观察上的敏锐深入来说，也是十分令人称道的。
自从1955年移居美国之后，张爱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1967年，她用英文出版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一书，它是对《金锁记》的基本叙事主题的回复和扩充，1968年，经过翻译和润色后在台北出版，中文名为《怨女》。
张爱玲认为罪恶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会根深蒂固，受扭曲心理驱使而变得更为复杂。她之所以精心地对《金锁记》的故事进行重写和扩充，就是要揭露这深重的罪恶。
自从18世纪的《红楼梦》之后，中国的小说还从没有如此深入地揭示过这一主题。《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张爱玲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
1949年以后，台湾真正杰出的小说并不是很快就涌现出来了。有一个人也许作了一点贡献，他就是杨逵。他的小说以揭露日本占领期间的社会现实而闻名，但1949年他因批评国民党而被关进监狱长达12年之久。70年代中期，他重新开始发表作品。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作家，他被当作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另外，姜贵（1907—）1957年发表的《旋风》和陈纪滢（1908—）的《荻村传》也以他们对几十年的动乱的生动描述引起了人们的瞩目。这些动乱最终以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
朱西宁（1926—）是一位颇有天赋的作家，自从5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不停地发表作品，创作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在军队服役多年，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人们在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铁浆》创作于1961年，他在这里描写了一个英雄部落的首领，他为了迎接敌手的挑战，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喝下熔化的铁水而自尽——来展示他的英雄气概。在小说的叙述中，部落首领的壮烈牺牲成了英雄价值的象征和抗议现代入侵的宣言。他的另一部作品《破晓时分》发表于1963年，在这里，他讲述了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故事（即《十五贯》或称《错斩崔宁》——译者），但他以一个善于进行哲学反思的叙述者代替了传统的“说书人”，从而大大改变了故事的叙述结构、叙述角度和主题内涵。但朱西宁对口传下来的优秀故事仍十分喜爱。另外还有一位酷爱故事的作家，他就是司马中原（1929—）——这是一位天生会讲故事的人。这两人年龄相仿，作品的基调也相似。
白先勇生于1937年，他是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是国民党最有实权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这就无怪乎他会在他那些最感人的作品里（如《梁父吟》）描绘了这位英年已逝的将军的悲怆，和当他回忆往年戎马生涯时为接受别人敬礼而将老态龙钟的躬背挺直。1960年，他与王文兴（生于1939年）一起创立了深具影响的《现代文学》杂志。这里发表的作品使中国的小说在艺术上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白先勇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是张爱玲）。他将现代反思手法、时间的结构安排、叙述方式的多样变化与他在选材和艺术趣味等华夏文化精髓方面的娴熟技巧融为一体，这是他的突出贡献。他的早期作品《玉卿嫂》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蕴含在他全部创作中的几个特点：叙述者的观察、理解力是敏锐的，但却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篇作品里是通过一个男孩的追忆），描写下层人物（这里是一个青春已过的女仆）的深层情感；由极度的性激情而突变成骇人的暴力。白先勇最著名的作品是1971年出版的《台北人》（小说集），其中，《永远的尹雪艳》是第一篇由台湾介绍到大陆的作品，登载在1980年的《当代》上。我们很容易明白这其中的原因：美丽的尹雪艳在精心的保养下青春长驻，而那个丑陋的大亨吴先生则眉毛都快掉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在新发迹的台北又重现了资产阶级上海堕落生活的丑恶本质。
除一些短篇小说外，王文兴只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每部都引起了一阵轰动。《家变》创作于1972—1973年，这部作品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语言上也打上了明显的作家个人风格的印记，没有明白确定的结尾，而这正蕴含了作者的深意。全书分为157个章节，其中一些章节只有几行字，作为对范晔（书中主人公——译者）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印象式记叙。全书的主要部分是表现范晔对其父由崇敬到鄙弃的转变过程，巧妙的穿插部分则逐渐使我们明白范晔的父亲其实是被他的残暴虐待赶走的，而范晔对其父所做的一次失败的追寻则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动机：好奇和悔恨。这部作品曾因其违反传统道德而不被接受，而在很多情况下，读者对其写作形式的抗拒同与对其道德含义的抵触同样强烈。这一时期，王文兴受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很大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很自然地显示出乔伊斯的风格：语言的高度自觉，雕琢语句并创造新词，对语音字形和超句法结构进行试验。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他1981年创作的另一部作品《背海的人》，在这部小说里，他用了一大段对于猥亵情景的描写作开头（可能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不想成为超越性文学的读者的人赶跑），并且，在接下去的文字中也继续这种暴露性的描写以构成一个失败的、一个比《家变》中更虚无、更充满道德焦虑的世界。
陈映真（1936—）是在台湾出生的作家，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为数不多的创作实绩（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这部分是由于他对作家自由精神的英勇捍卫——为此，他曾被关押长达7年之久（1968—1975年），此后还进一步遭到骚扰。陈映真生长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的作品里也多次出现基督的形象，以在这个充斥暴政的世界里增添一种殉道者的神圣气息。他是在大学里学英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禁止离开台湾。
他写的都是一些平凡的、朴素的故事，有时带有一点讽刺的笔调，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充满深深的同情的。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不幸的、无家可归的人，他写他们面临的失败、忍受的痛苦和最终的死亡，并试图揭示出关于生存的某些真理。他把他的主人公们置于难于应付的社会环境之中，因而使他们显得有点狡猾，带一点通俗喜剧的色彩。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会有无缘无故的死亡发生，而直到故事的结尾也将看不到什么出路存在，小说提出的理论、试想可以给人以巨大的鼓舞，但落实到具体实践上则显得有些抽象，无法贯之以行动。陈映真的代表作是《将军族》，它的力度是本世纪中文短篇小说中没有几个能望其项背的。《将军族》描写了两个乐师——一个年迈的大陆人和一个年轻得足以做他的女儿的妓女之间崇高而纯洁的爱情。1967年出版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描写了另一段绝望的爱情——在一个黑人美国大兵和一个与他一起从越南逃走的酒吧女招待之间，作品表现了屠杀者和被屠杀者，女友和母亲以及无辜的越南孩子之间相互怜悯而又相互憎恨的情感。
对台湾虚伪政治的强烈反对和他在作品中对台湾当代社会深层问题的一再揭示，自然地把他推向了“乡土”文学运动的前沿。“乡土”文学运动兴起于7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在推进严肃的中文创作方面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展开竞争。陈映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运动的理论领袖。
聂华苓（生于1926年）、於梨华（生于1931年）和陈若曦（生于1938年）这三位著名的女作家也是身居美国，但仍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聂华苓和於梨华已从事创作多年，她们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受挫”是她们作品里经常表现的主题，不管受挫的是少女的愿望还是少妇的雄心。於梨华曾被当作是“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聂华苓一部最重要的创新之作是她于1976年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它描写了一个中国妇女的痛苦经历，她在本国连年战乱的颠沛流离中丧失了本真的自我，又在加利福尼亚遭受了如当年唐纳会（Donner party，中国19世纪众多涌向美国的华工中的一个组织）般悲惨的命运。
陈若曦在1967年随丈夫回归大陆以前已是成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在大陆7年中（这正是文革开始的七年），她报效祖国的梦想彻底化成了理想幻灭的痛苦。离开大陆后，她于1976年创作了著名的《尹县长》（短篇小说集），首次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向外界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人民所受到的压抑、迫害。
“乡土”文学运动在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尤其是在小说方面，它显示出的原始的创造力和强健的生命力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乡土”作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在台湾出生的，沉醉于活生生的台湾乡村或小镇生活，而避开那些流亡、怀乡等创作主题的作家。陈映真自然是属于这类作家，黄春明（1939—）、王祯和（1940—）和王拓也在此列，并且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就。他们深入、细致地表现了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目不识丁者、耳聋口哑者、一无所成者所忍受的痛苦和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当然，也有他们的幽默：黑色的幽默或荒唐的滑稽。黄春明的讽刺文体具有寓言的力量，如1975年创作的《小寡妇》，它描写的一个精明机灵的商人有一天忽然灵机一动，想开一个酒吧，在这里，未婚少女可以将自己假扮成年轻的寡妇，穿上古典的服饰并效仿古代美女那样优雅的举止，以刺激那些兴趣麻木的顾客。这是中国传统的卖淫方式进入到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绝妙的象征。王祯和最著名的小说是1966年创作的《嫁妆一牛车》，它讲述的是一个绝妙的古老的故事：妻子与人通奸。可怜的聋车夫万发为了一辆牛车将自己奇丑无比的妻子让给了一个比他有钱但却在胳肢窝下长满癣的令人作呕的人。王祯和在作品里使用了大量的土语方言，常常多得不得不用脚注来加以解释。这大大增加了他作品的现实感。比起黄春明和王祯和来，王拓的作品在思想意识方面更大胆泼辣，敢作敢为，1979年12月“高雄事件”之后，他与杨青矗等人一起被捕。杨青矗的作品与黄春明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描写了穷人如何因贫困而坠入卖淫、堕落乃至杀人的深渊，但他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左拉式的性和暴力的成分。
恐怕在所有的海外作家中，没有一个像张系国那样继续被中国人的身分问题苦苦纠缠，难以解脱。张系国1944年出生于重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不仅创作小说，并且因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和具有现代写作风格的熟练技巧而出类拔萃。他创作过短篇小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