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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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后汉书》卷七六，第2459页。
③　关于这种绘画的例子，见《汉唐壁画》（北京，1974），图版18—21、28—31。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1181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166—169页。许焯云：《汉代农业》，第50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573页；《后汉书》卷三二，第1731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5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
④　《四民月令》，第46、54、64页。关于这段原文，见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7（1974），第173—205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东方学》，　67（1984），第34—47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215—218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书》，汉堡大学，1963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154页以下；许焯云：《汉代农业》，第81—128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各处；本书第10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②　关于赵过，见上文第10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③　关于赵过采用耕牛，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8—1139页（译文见N。L。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191页）。关于那次瘟疫，见《后汉书》卷三，132—13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1961），第75页。关于铁工业，见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1，第1—24页；刘云彩：《中国古代高炉的起源和演变》，载《文物》，1978。2，第18—27页；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2，第28—43页；《中国冶铁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载《文物》，1978。2，第44—47页；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　1958，第34页。
①　见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8，第57—62页。
②　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1976），第268—271页。
③　殷涤非：《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载《文物》，1960。1，第61—62页；朱成章：《寿县安丰塘汉代埽工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9。5，第86—87页。
④　徐恒彬：《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9，第455—456页，图版8、10。关于四川省类似例证，见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载《文物》，1979。12，第64页。
⑤　《后汉书》卷二，第116页；《后汉书》卷八二，第2710页。
①　《四民月令》，全书各处。
②　见李中清：《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扩展》，载《人类的迁移：方式和政策》，威廉·麦克尼尔和鲁思·亚当斯编（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78），第25—47页。也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载《中国社会史》，孙任以都和约翰·弗朗西斯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56），第83—101页。
③　作出这一论证的是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第4册（东京，1970），第426—437页。但是许焯云（《汉代农业》）
①　这个问题在许焯云的《汉代农业》中作了详细讨论，第15—35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50、66—67页。
①　例如，两夫妻带三个孩子，耕种20亩（2。25英亩）的一小块肥沃田地（每亩最多生产3蒲式耳），有义务交纳2蒲式耳田赋，约等于200铜钱。如果一个孩子15岁，一个孩子10岁，一个孩子两岁，那末，最小的孩子不纳人头税，10岁孩子纳人头税23铜钱，15岁的大孩子和他的父母每人纳人头税足足120铜钱，人头税总数383铜钱。如果要服劳役，父亲不愿意亲自服劳役，他就得付300铜钱（或者根据另一份资料为2000铜钱）以抵偿劳役，那末，他的全部负担不是583铜钱，便是883铜钱（或者，如果抵偿劳役的2000铜钱的数字是正确的，后者的数字便是2583铜钱）。那末，一个20亩地（583钱或883钱）的家庭和一个田地多10倍（2383或2683钱）的类似家庭之间在赋税上的差别大大低于它们在收入能力上的差别。还要注意到，田赋与人头税的比例以谷物的价格为转移，谷物价格由于长期和短期的波动而在整个汉代变化不定。每一英亩的产量各地也大不相同。关于谷物价格和农户收入的详细资料，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67—80页。关于规定抵偿劳役的不同代价，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162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三，第145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74页。
①　《论衡》十九（《恢国篇》），第838—839页（艾尔弗雷德·福克译：《论衡》，第二部分，《王充杂文》〔上海，1911〕，第211—212页）。
②　《后汉书》卷四，第174—75、182—83、185—91页。
③　《后汉书》卷四，第178、188、192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276页；《后汉书》卷七，第299—300页。
②　《全后汉文》卷四六，第10页。
①　关于这些图画见《汉唐壁画》，图版4—7。关于这座墓葬的详细报告见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载《考古》，1959。9，第462—463页。
①　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1，第8—23页；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1979）。
②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载《文物》，1975。11，第79页以下。
①　《全后汉文》卷五三，第7—9页。
②　《后汉书》卷四九，第1644页。关于仲长统，见巴拉兹：《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213—224页。
③　《后汉书》卷三二，第1119、1129、1132页；《后汉书》卷四二，第1431页；《后汉书》卷七○，第2257页。
④　关于这种推算，见《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34页的注解所引的未说明出处的材料的数字，也可参见第10章表15和表16。
①　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载《中国社会史》，孙任以都和约翰·弗朗西斯编（华盛顿特区，1956），特别见第103—115页。
②　镂刻着地契术语的若干铅条常常被当作买卖土地及其条件的证据加以引用。但是，因为许多这样的残片十分明显地是赝品，故就其所标记的年代来说，它们不能立即作为证据来采用。公元182年的一份真正的契约（可惜不能充分辨认或不完整）以彩绘的形式出现在河北省一座墓壁上（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北京，1959〕，第13、20页）。关于土地买卖契约的比较全面的考证，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东京，1960），400—462页；何四维：《汉代的契约》，载《中国的法》，兰孝悌编，弗罗伦萨，1978。
③　《后汉书》卷四九，第1651页。
①　关于后汉租佃制和土地占有权问题，见平中苓次：《关于汉代田租或田赋和发生天灾时的减免租情况》，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31（1973，第53—82页；32（1974），第73—97页；33（1975），第139—160页，特别见第1卷，第69—81页。也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53—67页；多田狷介：《后汉豪族的农业经营》，载《历史学研究》，　286（1964。3），第13—21页。
②　《四民月令》，第9、68页（许焯云：《汉代农业》，第216、226页）。
社会史
地方上的社会组织
从各种观点研究汉代社会的学者们觉察到了村社组织中的重大变化。在帝国以前时期，相对封闭的、往往以大姓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相似的、其成员协力从事农业和其他基本生计的村社被认为是地方组织的普遍形式。从董仲舒到崔寔和仲长统的汉代文人都具有这种意见。在前汉以前开始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被认为把这种村社破坏了。某些现代学者认为货币经济造成了使原始的、以大姓为基础的地方村社瓦解的阶级差异。另一些学者认为村社的封闭领域是被沟通各个村社界限的集团强行打开的；这些集团包括商人、难民、漂泊的劳动者以及同上层社会有联系的豪门。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完全消极的过程，是农村的休戚相关与平等被经济与社会剥削代替的过程。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由于经济进步力量和帝国的政治一体化造成的一种即使不是积极的、也是不明显的发展过程。①鉴于汉代中国在地理上的巨大差异，旧方式变化速度的不同是不足奇怪的。在商业和政治发展最巨大的地区，在人烟稠密的大平原和主要交通干线附近，似乎存在着高度的迁移率，劳动者到处流动以寻找工作，商人和官员带来了最新的想法、技术和产品。因为农民能够依赖政府来保持良好的道路、稳定的货币、法律和秩序，甚至救济计划，故他们能够种植商品作物，挤进商界，和成为工匠或工资劳动者。
尽管有这些社会变化，但以血缘为基础的地方集团（豪门大族）在整个汉代似乎仍然是普遍的和有势力的。当这些血缘集团制造麻烦时，史书上常常提到它们。一个例子是北海国的公孙大姓。后汉王朝的奠基者光武帝在位时期（25—57年），公孙丹被任命为北海国相。不久，他指使他的儿子杀死一名过路人，把尸体作为他新住宅奠基的祭品。当太守处决他们父子二人时，公孙丹的三十几位亲属和追随者武力闯进相府，寻求报复。①大多数豪门大族在地方上不如公孙大姓那样有势力，因此，给政府制造的麻烦要少一些。在公元160年的一件石刻上发现了关于这类地方血缘集团的罕见的材料，段光在该石刻中叙述道，当他到公元前6世纪楚国大官孙叔敖故乡去任职时，他梦见孙叔敖。段光极为惶恐不安，于是立庙祭祀孙叔敖，并寻找孙叔的后嗣来主持祭祀事宜。他发现该地有三个孙叔血缘集团（宗），每个集团都以其聚居地来称呼。每个集团都无人受过教育。他们的传说是，孙叔敖有一个后人在前汉任太守。他的儿孙都在地方上担任下级官吏。后来，在前汉最后10年间，这个家族遭到土匪杀戮，只留下三个不满10岁的男性同辈人，他们都无力受教育。现在的几个血缘集团是这三个男孩的后裔，从那时以来，他们的成员务农为业，无人读书了。②但是，有效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在汉代早期就破坏了地方上的和血缘的团结关系，到公元2世纪，政府不再决定地方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公元140年以后，政府逐渐丧失了提供救济的能力；随后丧失了维持特定地区秩序的能力；最后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旧的大姓组织中相对地说未受秦、汉国家实行的社会变革影响的那些村庄和村社往往能照旧延续下来，除非它们位于被严重战乱破坏的地区，除非当地人民因而被迫加强了自卫的能力。农村社会比较发达的部分受到更为严重的危害。因为不能把在以前诸世纪中已被破坏的旧的血缘纽带和地方村社重新建立起来，故必须找到共同保护的新形式。
在公元184年爆发的内战以后，①地方宗教团体的势力已十分明显了。大概在公元1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人烟稠密和有相当数量离乡者的华北地区出现了若干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强调诚信和忏悔。它们提出以诚意治病和不久将天下“太平”的希望，人人像一家人一样。在东部平原，太平道的信徒在宗教统治集团领导下掀起一场组织得很好的叛乱，杀死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地方官员。正规军很快打败了他们。②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西部，另外一些宗教团体进行自卫，以防发生当时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它们甚至为难民提供避难所。五斗米道的领袖张鲁成为2世纪80年代至公元215年巴郡和汉中郡（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的实际统治者。他通过起义队伍统治集团中的宗教官员治理这片地区。他按照政府驿站的模式设立义舍，但义舍对所有的人开放，并供给谷物和肉食。希望过路人得到他们所必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拿多了，鬼道会使他们生病。曹操得知张鲁的势力以后，于公元215年打败了他，曹操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