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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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所勾画的战后货币秩序蓝图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哈里·怀特，一位当时仍然默默无名的美国财政部技术官僚。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曾经对怀特表示怀疑，认为除了凯恩斯的《通论》灌输的思想外，他可能再无其他观点，怀特对此勃然大怒。尽管怀特没有任何重要的官方职衔，但是到了1944年时，他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广泛影响，甚至在三年前与日本开战之前的外交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令人不可思议。
　　　　怀特坚毅而聪慧，专注于细节，做事不屈不挠，通晓政策制定门道。本国同事和外国对手对他又恨又爱，而怀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让人喜欢。“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得体地表现或遵守文明人对话的规则。”凯恩斯抱怨道。6然而，怀特一方面傲慢无理、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以来，怀特都强烈地认识到，他在华盛顿的脆弱地位完全依赖于他有能力用可行的政策武装自己的老板，即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深受罗斯福信任但智慧匮乏。怀特常常在与凯恩斯谈判前因为压力过大而病倒，然后会在谈判中爆发。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会议上，怀特脱口而出：“我们会尽力提出一些尊贵的殿下您能够理解的东西。”7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怀特策略性地战胜了远比他聪明但却固执任性的英国天才对手，从而树立了他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形象，试图从二战引发的美英地缘政治板块变化中牟取所有利益。怀特对战后秩序的设想与英国长期以来的利益截然对立，特别是在涉及帝国的问题上。然而，怀特的设想还包括使美国与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而且他愿意使用非常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同事基本上都不知晓。理解怀特这一更大的目标非常重要，不仅能够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认为他是一个棘手的谈判对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杜鲁门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控制权由财政部转到国务院之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二战后发生剧烈摇摆。
　　　　怀特一直对苏联痴迷。1933年，他在成为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学院一名经济学教授之后不久，就决定要寻找一份奖学金赴苏联研究其计划经济体系。1934年6月，财政部顾问雅各布·维纳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协助维纳开展货币金融改革的研究，这才转移了怀特的注意力。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乔治·西尔弗曼、惠特克·钱伯斯以及其他为苏联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士。早在1935年，怀特，这位急于影响世界且对行动面临的官僚制度障碍不屑一顾的理想主义者，就开始了那种危险的双重人生，这种双重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吸引了一大批华盛顿的同代人。
　　　　虽然怀特的官方著述明确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民主党人，但是他私下的沉思却显示出他还要更加左倾。在怀特设想的战后世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模式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它不会取代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本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了一份未经发表的怀特手稿，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手稿写于二战结束前夕，怀特在其中大加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言辞激烈。如果当年这份手稿公之于众，必将招来要将他解职的一片呼声。
　　　　“我看到了未来，”激进的记者林肯·史蒂芬斯在他1919年的彼得格勒之旅后写道，“而且它成功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布雷顿森林，怀特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获得成功。“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怀特写道，“而且它成功了！”他认为，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对苏联的敌意是一种政治虚伪，源自其从意识形态上就不能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8
　　　　显然，一个必须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怀特与苏联的关系是否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任何实际影响。关于战后货币改革的“怀特方案”当然不带有任何苏联货币思维的印记，因为这种思维根本就不存在。诚然，在会议上，怀特明显表现出对蓄意阻挠会议的苏联人过度关心，他比任何其他美国谈判人员都要关心，且比欧洲人还要关心得多，这令一些欧洲人感到恼火。但是这对最终结果并未产生影响，因为苏联并没有批准协定。如果怀特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总裁，他的观点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但这一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怀特之所以没有成为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以及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出任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是怀特为苏联从事的活动当时已经露出端倪。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在美国人穷尽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我们总能够指望他们作出正确的事情。”在凯恩斯去世两年之后、怀特去世半年之前，这番话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得到了应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制定的一项异乎寻常的外交国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顿悟的基础上：英国其实并非怀特所定义的、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而是一个陷入绝境的盟友；面对与日俱增的苏联威胁，英国迫切需要得到支援。
　　　　这就是关于哈里·怀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的兴衰往事，以及我们今天仍与之斗争的那场衰落的遗留之物的由来。
　　　　＇1＇全名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72年成立。——译者注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成立于1971年。——译者注
　　　　第2章　世界齐聚于白山
　　　　四周景色壮美——这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刚抵达这片偏远寒冷的新英格兰北部山区时，便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华盛顿山荫蔽下的这片高原与这里突如其来的短暂喧嚣形成鲜明对比。”1这是1944年7月1日，数百名客人陆续造访了仓促翻新的华盛顿山饭店，饭店地址全称是：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小镇上没有主街，甚至没有商店，除了饭店之外唯一的地标就是费布岩火车站，大批外国人搭乘绰号为“通天塔号机车”的列车涌到这里。
　　　　在这块名为白山的宝地上，一场国际货币会议即将召开，而距离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开始规划这场会议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但是，曾经的大饭店已经关闭了两年之久，管理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客人。几个月之前，整个小镇的人口寥寥无几，也就是几个酒店管理员、火车站站长以及女邮递员，女邮递员同时也是火车站站长的妻子。而现在，工人、士兵和政府官员正在匆忙收拾这座饭店，一辆辆军车已经开始把各国代表和他们的顾问送到这里，这群顾问中很多人后来“竟然成了首相、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2。酒店员工竭尽全力应付各种短缺，包括床铺、热水以及酒店员工本身。
　　　　“布雷顿森林清奇俊秀，真乃名副其实。”刚刚抵达的英国代表莱昂内尔·罗宾斯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一切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3新任的酒店经理不久即被撤换，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绝望中辞职，一说是因醉酒而被炒了鱿鱼，因陈述人不同而说法迥异。470多家新闻媒体、会议秘书处、数百名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涌入的其他各类人只能在周边旅馆安顿，有的甚至不得不住在5英里之外。
　　　　这是一场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之所以安排在这一偏远地点举行，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有意为之，他希望在美国东部寻找一片大型的度假胜地，既能满足会议需要，又能远离华盛顿逼人的酷暑以及忙碌而忧郁的战时情绪。虽然那些久负盛名的海滨胜地也能很好地满足上述要求，但布雷顿森林却能提供一种政治上的诱人便利。因为它位于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贝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托贝是一位反国际组织的厉害角色，他将在这一年的11月面临一场艰难的初选。罗斯福总统盘算的是，如果媒体的曝光能够帮助托贝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那么当会议协定提交参议院批准时，托贝应该会投桃报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联就是在参议院翻了船，罗斯福牢记这一教训。
　　　　这片新英格兰的山区得名布雷顿森林，是拜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所赐。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将这片土地授予温特沃斯和他的几名贵族同伴，1772年温特沃斯以其位于英格兰布雷顿镇附近的祖宅布雷顿宫命名了这片土地。随着华盛顿山的建设开发，布雷顿森林在20世纪早期成为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地区有钱人的避暑胜地。
　　　　酒店是1902年由煤矿和铁路大亨约瑟夫·斯蒂克内建造的，动用了250名意大利工匠，内设400个房间。这个〃Y〃字形、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的酒店，突兀地矗立在低矮山丘与百万英亩的白山国家森林之间。近看，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白色粉刷外墙和位于高五层的八角形塔楼上的红色角楼。这家酒店当时是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建筑物，在启用仪式上，斯蒂克内骄傲地举杯，把美酒献给了“建造这座无用之物的愚蠢混蛋”。5其内部设施包括一个装有染色玻璃窗的700座大厅、一个同样大小的大餐厅、一个室内游泳池、几个奢侈品商店、一个邮局、一个理发店、两个电影院、一条保龄球道以及一台股价电报机。用茶点的地方位于一个雅致的圆形温室内，四周墙壁都是玻璃，穹顶的壁画华丽夺目。喝鸡尾酒的地方则是在室外一条足有五分之一英里长的柱廊里，可以一览树林和山峦全貌。远眺新英格兰地区最高峰华盛顿山的顶峰，景色堪比阿尔卑斯，新罕布什尔州本地居民常常将此地称为北美洲的瑞士。6这个木质结构的庞然大物曾经接待过诸如阿斯托尔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棒球明星贝比·鲁斯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但大萧条使酒店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它在1930年关闭了一季，而二战又将它推到了破产边缘。7传说，华盛顿山一直是鬼怪出没之地，如果不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使其重获新生，华盛顿山本身也差不多快要成为幽灵了。
　　　　与会代表来自44个国家，总数超过700人。但是，对于华盛顿山酒店的公司业主大卫·斯通曼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新罕布什尔州从来就不喜欢陌生人。中国代表团多达33人，从规模上仅次于美国代表团。在这僻静的大山里，他们的到来显得尤其可疑。一些中国代表在远足登山时惊吓到了“一位喜欢胡乱开枪的隐士，并被误以为是蓄意破坏会议的日本间谍”，这位隐士开枪射击，中国代表仓皇而逃。8但是美国政府最终说服了斯通曼，告诉他会议对人类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将酒店从亏损边缘拯救回来。尽管斯通曼仍然心怀疑虑，但他还是签署了合同，同意承办三周的会议。在代表们抵达的当晚，《纽约客》杂志是这么形容斯通曼的：他身着白色亚麻西装，游荡于“哥伦比亚人、波兰人、利比里亚人、中国人、埃塞俄比亚人、苏联人、菲律宾人、冰岛人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民族之间”，他面色通红，惊惶不已。9就像是火星人入侵了他这富丽堂皇的庇护所。
　　　　酒店一位新到的外国客人——俄罗斯裔的莉迪亚·洛波科娃，将这个地方形容成一座“疯人院”，她抱怨道：“水龙头整天跑水，窗户要么打不开、要么关不上，管道总是修不好。”10她的房间是219，窗外景色宜人，可以俯瞰蜿蜒的阿莫诺苏克河，也可以远眺齿轮火车攀登华盛顿山，每天清晨，山脚下总是笼罩着一层云雾。阿莫诺苏克河在酒店正后方汇聚成湖，湖水冰冷，每天她都在湖中游泳。11莉迪亚年轻时曾是一名大牌芭蕾舞演员，也因此为这传统的休闲安静之所平添了一份活力，每天晚上她都在房间里练习舞蹈，这让住在楼下119房间的美国财政部长整夜不得入眠。
　　　　虽然莉迪亚已经名声在外，但是她的丈夫才是整个会议媒体追逐的对像。身为偶像人物，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鸡尾酒会，而急切的美国记者团则紧紧抓住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12“我们不幸的主席，”罗宾斯写道，“至少被从50个角度拍了照，‘凯恩斯勋爵与苏联代表团团长交谈’”，虽然他们各自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凯恩斯勋爵热情地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孔博士握手’；……‘凯恩斯勋爵站起来了’‘凯恩斯勋爵坐下了’，等等。”13
　　　　在会议召开之前一天，美国团队在他们的内部战略会议上，对如何处理这位世界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