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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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2005年8月30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1963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评价。
表14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份 －2度站（涝） －1度站（偏涝） 0度站（正常） 1度站（偏旱） 2度站（旱） 120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表154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为偏旱，5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其中（－2）度的涝和（＋2）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154显示，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为＋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 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为＋27，平均指数为＋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0。1，三年总平均指数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60个“－2”（即涝），又有60个“＋2”（即旱），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2度站占120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0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供60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18000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这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957年5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1956年2月4日至3月27日的苏共20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20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长达18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
1958年8月8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