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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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康拇竺弊印�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多人，当时死了300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年4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年5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至于死人数字，48万或者45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3万就好，多3万就厉害。”“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01年11月9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105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月20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