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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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月30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年10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年，档号：855－４－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档号：855－４－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年，档号：855－９－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档号：855－６－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档号：855－６－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档号：855－６－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