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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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Ｖ信┙ィ准兜腥说钠苹担榻嵛教醯缆返亩氛诹甘澄侍馍系谋硐郑绰鞑氛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1959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12月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