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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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月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万人，增了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担负耕地26。4亩，1960年担负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