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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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 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 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夜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进了国库。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无为县委不顾农民死活，大量的饿死人。但几年来连连得到上级表扬；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上级的表扬使姚奎甲有恃无恐，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挨饿。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仍布置加快粮食入库，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
3，农民的苦难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个个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
上行下效。为了从农民口中夺粮，县里逼公社，公社逼大队。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就采取种种手段摧残农民。一份调查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35人。他们对农民打骂捆吊来完成征粮任务。被他们捆绑吊打的达2049人，致伤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杀1人。
1960年11月，县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尅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有的还采取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刑罚。”下面是这个材料中列举的具体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队第二小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某发现，当场狠打了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2、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患浮肿病，生产队长江某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队长一天不给他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边。
3、姚沟公社共产党员李某捆打14人，1960年利5月，在第7队，把偷吃蚕豆的女社员叶玉英的嘴巴用针线缝上。
4、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张某，全生产队47户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46户都被他扣过饭，并摔碎社员的打饭盆10个、小饭桶一个和一些其它打饭用具。社员蔡大喜有病，把田沟整理得粗糙了一些，就遭张某毒打他一顿，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生产队长张某硬要他们下田，张本胜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5、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长任某捆打社员19人，其中被迫外逃15人，死1人。社员周可法有病，1960年4月的一天，他牵牛跌进水里，任某硬说周可法不想下田劳动，故意把衣服跌湿。周不服回了嘴，任某当即打了他两个耳光，并且扣饭，周当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队长蒋某，1960年前后，共捆打社员24次，打伤致死2人。1959年10月的一天，蒋召开会议，因下雨，徐村有7名社员迟到，蒋即打每人一大棍，到会场还给5人罚跪。社员许以民因妻子被罚跪不服，说：“你就搞我们贫下中农”，蒋某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的刑罚。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子上，手扒在另一桌子上，全身悬空，然后将两张桌子同时向两边拉开，使人跌下。许以民摔伤后几天就死去。
7、《无为县三级整风运动开展情况》中写道：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1554人。石涧公社陈闸大队第6生产队队长江某从1958年3月到1960年3月，共捆打吊过社员164人次，其中被打伤9人，致死4人。
8、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某，1960年上半年不到100天的时间，就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5斤稻，傅将倪华吊起来打，将纳鞋底的大针烧红，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一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队长将倪华的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文明因病不能参加劳动，被傅一顿毒打，伤重致死。
9、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塘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丁某，1960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脸上剪掉了一块肉，当时血淋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加上挨饿，半月后死亡。
10、1959年春节刚过几天，襄安公社青龙大队宣村生产队长宣某就要社员下地干活，有三位社员迟到，宣队长开口就骂：“你妈的弄x，你们想吃不想吃饭？今天你们三人就给我站在池塘里，不要你们干活！”三人还未来得及说明情况，宣队长就一个耳光，说：“你们不想干活还有理由？你们不站到池塘里，就别想拿到饭票子！”三人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饭，虽然穿着棉裤棉鞋，只得站到水塘里去，水漫膝盖，冻得三人满脸青紫，浑身发抖。
11、大江公社官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某、小组长张某，人称他们是“活阎王”，1959年冬，57岁的社员陈长河，因患浮肿病不能劳动，被扣饭一天多，陈饿得没办法，便向张某磕头要饭吃，张讽刺地说：“你脸上有肉，不吃没关系。”孙连气带饿，当场昏倒在地，醒后爬到食堂就死了。
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生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齐刷刷铲断。
查阅1957年到1961年无为的气象资料，无论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不存在旱涝灾害。在这样基本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了30万人。
家里饿死了人不敢声张，不去报告，让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的。别人问起，就说生病不能起床。家里活着的人照样到食堂给他领回一份浪打浪的稀饭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饿死的人虽然是骨瘦如柴，尸体干瘪，春夏气温虽高还可保存一段时间，冒领死人的饭的天数就多一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干部的怀疑，上门检查，揭开被子一看，常常是尸体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脸、耳、鼻、脚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头。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2003年8月19日，谢贵平先生到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问了时年60岁的苏秀芳。苏秀芳回忆说：当年她住在苏老村，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她说，苏老村原有570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当年在县粮食局任职的夏可文对谢贵平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4，谁讲真话镇压谁
县委人民来信办公室，1959年、1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对笔迹没有查出，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截获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3人写信给毛泽东，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
关押一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这个人吓得逃走了。
一些干部因讲真话处分后，即送劳改。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强迫劳改人员于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这90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的来信，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函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