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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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颳的是鬼头风，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人，死了80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60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80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13人，就有4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人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凤阳县委不好。58年秋种每亩地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几百斤，结果搞的不能收。59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说这里有几千斤，那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屌上兑！我们光明原有1630多人，死了800多人。姚正会家饿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泪往肚里流。这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涧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殷山生产队，原来有217人，一冬春就死了95人，小殷家一个庄子39人就死了22人，夏黄小组原来70多人，死了48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说：“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组劳动力死得太多了，没有人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5人。这么惨的事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 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因偷几只山羊，队长葛＊＊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群（小队书记）说：“马玉新生病还叫犁田，跟不上犁说是装病，结果被绑打，扣饭致死。她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没吃着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我们宫李家80户不到，就死掉59人，牛、驴死光了，房屋倒塌50多间，全队1400多亩田，去年就荒掉1000亩。干部还像活阎王一样，排着队打社员，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武店公社凤龙大队生产组长唐秀棋说：“60年我们那里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门西、武庄两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现在我们那里犁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还揭露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饿病），找生产组长花某要点面给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没回来给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没办法，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
由于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儿。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底全县孤儿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龄分：13岁48人，46岁296人，79岁798人，1015岁124人。孤儿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龄分：60 －65岁910人，66 －70岁359人，70岁以上258人。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2年全县有孤儿3304人。其中：公社收养702人，大队收养704人，群众代养908人，单独生活990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没有死，睡在死人怀里一两天。
从1959件到1960年，全县发现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记载的就有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说：“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头，放在锅里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门口吃，他说，我已经吃掉几个了。现在庄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1961年8月9日晚，拖拉机站王站长在科局长整风会议上的发言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前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上有六七具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对人吃人的现象，县委书记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还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不过，中国农村有一种传统，认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说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长，也有人说吃了人肉会生病。所以，吃人还是个别现象，多数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个别现象，由于中国人口多，从总的数字上看，吃人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县委领导人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总是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回答说：“少一味粮食！”赵、董二人立即决定，将王医生交大会批斗后逮捕。
农民大量死亡，而各级干部却向上级向外面封锁消息，隐瞒情况。1960年端阳节，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在临准化名“石求明”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才下决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的4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其惊人的。一个死亡5％，一个死亡率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亡5－6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100名左右。”结果，张少柏一度受到迫害。
1960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
1961年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在总结两年经验教训的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对死人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是了解的，开始个别死人的时候，认为是个别情况，对上不讲，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就算了。以后死的人多了，问题搞大了，就惊慌失措起来，对上更不敢讲了。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3，饿死农民，撑死干部
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与会者揭露，一方面社员大量饿死，一方面干部生活特殊化。1960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某，1960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