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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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8月13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7月13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到中央苏区，1931年任红35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1100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1420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10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以外，1959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件，到1961年仅剩515件，两年多共丢失2171件，丢失了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4生产队原有晒席110床，丢失了93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万多斤，占总产量的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架，丢失96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亩、地60亩，减少粮食产量3万多斤。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户，1775人，800个劳动力，耕地面积2783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5。7％。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11000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4万多斤。
1958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7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129亩、地172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40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5400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95。2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