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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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征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 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 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