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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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校贾沼幸还煞炊粤α俊Ｔ谇看蟮墓一鞯母哐瓜拢夤煞炊粤α恐皇且还汕绷鳌Ｉ砭尤ψ罡卟愕拿蠖腔岣惺艿秸夤汕绷鞯难沽Φ摹�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