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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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