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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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 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