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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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 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Ｔ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Ｒobert Owen，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 “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