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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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Ｔ谌毡救艘话憔褡刺校旎实拇嬖诰褪侨绱恕！保ㄔ厝毡尽吨醒牍洗允椤罚�1975年，第177页）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当时所有日本人的意识中。
在日本崇拜天皇和军国主义教育从少年时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础。学生都要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时要求绝对严肃，在操场上自不待言，哪怕是隔墙听到军乐队奏国歌曲调，意识到在升太阳旗，都要肃立致敬，表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教科书课本上向学生灌输侵略意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规定学生要背熟、记牢。同时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预备军官学校，并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使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人得到实惠，在社会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把“优秀”人才集中于海陆空三军之中，以便用于对外侵略。
入伍后的军人教育首先要发扬崇拜天皇的精神。军歌《跨过大海》歌词中说：“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露骨地鼓励军人为天皇卖命，军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在侵略他国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杀人的意识，主张只有杀绝对手才能扫除占领他国领海领土的障碍，取得殖民地的可能。前面提到的“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放火焚烧”便是日本军杀绝他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中的反映。
军人教育中又把“武士道”精神引向崇拜天皇，忠于天皇，把“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诱导为侵略政策服务，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绝对优越，蔑视中国，使日本士兵心灵上受到可怕的影响。军事训练也是极其残酷的，要求极严，在操场上，在野外惩罚士兵是常有的事。由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是日本的典型军人，他们集顽强性与残酷性于一身，不仅亲自参与杀人，并作示范，要新兵也这样做，由此进行军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我同胞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6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3）（图）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该城门顶端箭楼当时被日军炸毁。
鹈野晋大郎作为日本军人在侵略我国时犯有罪行，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他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并深有感受地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的手记：《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大屠杀》第259页）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日本投降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15年。他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引自《大屠杀》第265页）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第四，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队最糟糕的纪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看到南京城里城外被日本军烧杀所留下的现场后，感到自己的罪责难以掩饰，也认为：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扫地。日本军风纪已成习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下克上”、军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策划和指挥发动政变，要求改变对外政策，杀死内阁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提出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变虽被镇压下去，但军中的’少壮派”却更为反动。广田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导致了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助长了“下克上精神”在军队中潜滋暗长。
无视政令军令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常有发生。攻陷上海后，在向南京追击的途中，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及时地下达了以苏嘉线为“限制线”的命令，要求皇军到达此线后讨伐任务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劝蒋”的动向，同时皇军在上海经过苦战，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劳，急需休整，以恢复精力，并在此期间获得补充、补给，预计1938年1月再向南京进击。但11月15日，第10军不接受“限制线”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军越过“限制线”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脱缰之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击。松井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未及时制止，显示出他默许这种做法，在日本军中起到了下级可以不按上级命令办事的纵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军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级不会不模仿。总之，在日本军队中“下克上”的风气，似乎被视为一种“英雄”行为，因此军纪紊乱之程度可想而知。泷川政次郎后来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 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下士官级手中。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下士官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到97页）应该看到，高级指挥官“下克上”行为的危害性要甚于下级军官。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调查。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竟对阿南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可见“下克上”的风气以及军纪的败坏又到何种地步。
松井进入南京后，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属犯下了暴行，却得意洋洋地宣称：“鉴于皇军攻占外国首都乃属有史以来之盛事，永垂竹帛之业绩，万国注目之大事”。他陶醉不已地安抚亡灵，进行“忠灵祭”，转赐天皇的“御酒”，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大胆妄为。
在日本侵略军里，军纪败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侵略战争中逐步地使人性异化。参加战争双方的人无疑地都将得到心灵的改造。中国部队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民族利益而战斗，英勇顽强，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残酷的战场上心理状态自然会出现反常，侵略战争很容易把人变成了魔鬼。许许多多日本军人，在血腥的战场上只考虑把对手——中国人杀尽而取胜，表现出野兽般的残忍。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便来到中国，到过许多地方访问。就日本军野蛮性的问题，他描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转引自《大屠杀》第250页）
第五，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对我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
日本军早年在侵占朝鲜和台湾时，遇到的大都是地方人民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单薄，以日军全胜而得逞，在侵略道路上未曾付出过重大伤亡代价，逐渐养成了骄横一时的傲气。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抵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大批忠于祖国的部队被纷纷调进关内。日本军仅以12；000人的兵力很快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使3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人们怨声载道，呼天抢地。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呼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抗日呼声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强盗尚存，英雄见危授命。凶敌未灭，男儿何以为家。“七七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的蓄意挑衅作了坚决的抵抗，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授，爱国抗日的将士们深受鼓舞。红军自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平型关大捷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谬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抗战浪 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表明了中华儿女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顽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尤其是上海防御战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八一三”始，中国部队在当地工人积极支援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 攻，日军以4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又增加1个军2个师团的兵力，方使攻陷上海的阴谋得逞。
就局部战斗而言，南京保卫战十分激烈，有的几近白热化的程度。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9日早晨，日军第九师团之一部已突至光华门外。我军从城墙上进行猛烈射击，阻击敌人的进攻。10日午后日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爆破城墙，曾三次突入城内，均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和156师苦战，将突入城内的日军予以歼灭，并缴获全部武器。雨花台防御战更为惨烈。日军第6师团在凶悍残忍的谷寿夫亲临前线督战下，该师团第11旅团发动30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攻陷雨花台阵地。到我军下达撤出南京命令时止，华东战场上的日军伤亡已逾7万之众。加上华北战场上的战绩，已初步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幻。
伤亡7万，对于兵源有限的日军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沉重打击。短短几个月的战争便击溃中国军队的幻想在日军指挥官的头脑中逐步破灭了。这样，无疑地将在日军官兵中产生报复心理。在松井“对抵抗者极为严峻”的思想纵容下，攻陷南京城后，日军对中国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便由此产生了。日本方面也有人证实由于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抵抗、使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后对中国军民进行了报复。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4）（图）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式”，骑马走在前面的为松井石根。
1938年2月5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有各国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日军军纪败坏的原因发表了谈话。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美国务院电文中说：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记录》59，载前书1，第162页）
这就是对中国军民报复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给了日本军一定数量的杀伤，而且中岛被击伤，对此日本军尤其是中岛满怀仇根，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极残酷的报复。
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命令的呢？在攻打上海战役期间，日军付出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松井认定中国人“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因此对所有中国人都深怀敌意，必将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攻陷南京前，松井对中国军民报复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对抵抗者极为严峻”体现了松井报复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计错误，他以为《劝降书》空投下，唐生智将开城欢迎他，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唐生智用枪炮声对松井作了理直气壮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恼火，攻陷城进行报复到此已不可能逆转。后来，松井进入南京后，发现了日本军残酷的暴行，只是口头上念几声“紧箍咒”，并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