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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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盂菲斯去几天。”我在驶进水库街的医院门口时很诚恳地和她说。
“噢，是嘛。”她不动声色地说。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没见面了，我想这正是时候。我在下雪天总是没有情绪工作，你知道，我这几天也没有事。”
“好吧，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打开车门，又把门关上了，没有亲吻，没有说“再见”，没有关切。我看着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楼里。
就这样分手了，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告诉妈妈。
我的父母刚刚六十出头。他们身体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过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爸爸做过三十年的航班飞行员，妈妈当过银行的经理。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也有丰厚的积蓄，为我提供了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的家庭环境，我和两个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学校里就读。
他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思想传统，富于爱国热情，没有一点坏习惯，两人情感甚笃。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参加六月四日的游行，每周去一次扶轮国际分社，他们还各处旅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们现在还为三年前我哥哥沃纳的离婚伤心。沃纳是亚特兰大州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们也都认识。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并搬到了波特兰，如果没有什么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里看一次孙子。这个话题我是从来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机场租了一辆汽车，向东开往东郊，那里住的都是白人，这个城市的特点是黑人住在城里，白人住在郊区，有时黑人也搬到这里的住宅小区，这时白人则再向外迁移到更远的郊区，孟菲斯城就这样一点点竞赛似的向东延展。
我的父母经营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个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场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因为球道上总是有人打球，不过，我从没有向他们说过我的这种看法。
我从机场给母亲打了电话，所以她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候我的到来。父亲在后九球道的什么地方。
“你看上去累了。”在拥抱和亲吻之后她说。她总是这样表示问候。
“谢谢。妈妈，你看上去很好。”而且她的确看上去很不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由于每天都在乡间俱乐部和网球场运动和进行严格饮食制度的训练，皮肤都是古铜色的。
她调好了冰茶，我们坐在平台上打算喝茶，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退休的人坐着高尔夫球车在球道上很快地驶过。
“怎么了？”还没有等我喝上第一口，她便开口问道。
“没什么，我很好。”
“克莱尔怎么没来？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你看，我都快有两个月没听见她的声音了。你们俩常在一起吗？”
“不经常。”
“有时在一起吗？”
“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她皱了皱眉头，眼珠转了转，带着母亲特有的关心：“你们之间有麻烦吗？”她有些单刀直入地问道。
“是的。”
“我猜得出来，从你电话里的声音我就感到有问题。你们不是也打算离婚吧？是不是？你们俩是不是要沟通一下？”
“不，我们还没谈过，这要慢慢来。”
“为什么不互相沟通一下呢？迈克尔，她这个人可不错。要为这个婚姻不惜一切才行。”
“我们正在努力这么做，妈妈，不过这也并不容易。”
“是有风流韵事，吸毒，酗酒，还是赌博？有这些不良行为吗？”
“没有，只是我们两人不合拍儿，我每周工作八十小时，而她工作另外八十个小时。”
“那就悠着点嘛，金钱不是一切。”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到她的眼睛已湿润了。
“对不起。妈妈，现在我们连孩子都没有。”
她咬了一下嘴唇，想要坚强一些，但她内心已经凉了。我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三个儿子中已有一个离了婚，而另外两个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她会把我的离婚看做是做人的失败，她在我哥哥的婚姻破裂时受到很大的打击，她会自责的。
我并不需要同情，还是说点有意思的事情吧。于是我就把我前天发生的事情，那位先生的故事讲给她听，为了不让她担心，我故意把我当时的险境淡化处理了一下。即使盂菲斯的报纸报道了这则消息，我的父母也一定没有看到。
“你没事吧？”她听着，有些担心。
“当然没事，子弹没打中我，不然我还能在这儿和你谈话吗？”
“噢，真是要感谢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你没受到惊吓吧？”
“没有，妈妈，我很好，没有吓得魂不附体。只是公司让我休息两天，所以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可怜的孩子。克莱尔对这件事怎么样？”
“我很好，我们那儿昨夜下了大雪，离开那儿真不错。”
“克莱尔没事吧？”
“她比谁都安全，她住在医院里，可能那是整个华盛顿最好的地方。”
“我真为你担心，我看了犯罪的统计数字，你知道，华盛顿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
“几乎和孟菲斯一样危险。”
我们看见一个球落在了平台上，我们等候着有人来捡球，一个身体壮实的女士从高尔夫球车上下来，在球上面比试比试，就用球捧的末端把球击出去了，但球艺不怎么样。
妈妈回去添茶，也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能猜到我此行的最坏的打算。我的母亲希望家庭和睦，子孙满堂，而父亲却要我飞黄腾达，以艰苦的奋斗换取成功的回报。
傍晚的时候我和父亲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打迸了九个洞，实际上是父亲在打球，我一边喝啤酒，一边为他开车。我对高尔夫球没有多大兴趣。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很健谈的人，我已做好了谈话的准备，在吃午饭时把那位先生的故事重复了一遍。所以，我只是放松一两天，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全力以赴地去工作。
“我有点讨厌在大公司里工作了，爸爸。”当我们在第三发球区坐着等候前边一个四人组双打打完时我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感到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感让我有时难以忍受。这是我的生活，而不是父亲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已厌倦我现在的工作了。”
“欢迎你进入一个现实世界中来，你以为天天工作在工厂钻床上的工人就不厌倦他所做的一切吗？起码你钱挣得比他多得多。”
就这样他打完了第一回合，几乎被淘汰出局。又打了两个洞，我们在深草区找球时，他说：“你想换个工作吗？”
“有这个打算。”
“那么你去哪儿呢？”
“还说不定，目前为时尚早，我还没有找地方呢。”
“那么，你怎么知道新的位置就一定比这个更好呢？”他捡起球，走开了。
我一个人在狭窄的沥青小路上开着车，他昂首阔步地在球道上跟踪着他的球，我也纳闷，为什么我那么害怕这位灰白胡子的老人。他让所有的儿子都有奋斗的目标，并努力工作，成为了不起的人，一切都为挣大钱并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他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样，并不是天生就有社会意识的。我们捐赠物品和钱给教堂，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向政府纳税，是法律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当然，在这些付出之中，如果成就了某种善事，我们也是有份的。政治是那些愿意玩这种游戏的人的事儿，诚实的人是在这里无利可图的。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有所成就，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社会受益也就越大。树立远大目标，勤奋工作，公平处事待人，发财致富。
第五个洞他是打了双倍的杆数才打进的。他上车时抱怨说他击得太轻了。
“也许我并不是在找一个比目前更好的位置。”我说。
“为什么你不能有话直说呢？”他说。我和往常一样，由于不能正视这一问题，所以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我在考虑公共利益法。”
“那又是哪门子法？”
“那就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不为挣很多的钱。”
“那算是什么？你现在成了民主党了吗？我看你是在华盛顿待的时间太久了。”
“华盛顿有许多共和党人，实际上他们才是大多数。”
我们把车开到下一个发球区，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他原来是个高尔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精神难以集中。
我们又走过深草区，他说：“一个醉鬼脑袋开了花，你的想法也变了样，不是吗？”
“他不是个醉鬼，他在越南打过仗。”
爸爸在越战的初期驾驶过B…52型轰炸机，这使他一下子缄默了，但仅仅是一会儿，他却一点也不肯退让。“他也去过，嗯？”
我没有回答。球打飞了，他根本连看也没看就打了一杆。他又把一只球轻轻击到球道上，然后又击出去，仍然打得不很好，我们又走开了。
“孩子，不高兴看到你扔掉一个有前途的事业，”他说，“你工作这么努力，几年后你就成了股东。”
“很有可能。”
“你需要休息一下，如此而已。”
这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药方。
我把父母带到一个很讲究的餐馆。我们都尽量不提克莱尔的事，也不谈我的工作问题，对于他们所不常见到的孙子的话题也尽量避开。我们只谈老朋友、老邻居，有时我也插上几嘴，尽管对这些话题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周五的中午，我离开了他们，这时距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小时，我又准备回到了特区的那种昏头昏脑的生活中去了。
第七章
我星期五夜里到家时，公寓的房间当然是空无一人的，但却有些新的转变。在厨房的角落有一张纸条。她学着我的样子，也回普罗维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叫我回来后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她父母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艰难地谈了五分钟，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好，还有就是她大约在星期天下午回来。
我挂上电话，去煮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凝视着卧室的窗外，看着行驶在P街上的车辆。路上还覆盖着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迹象。
我猜想她一定也会把困扰我的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讲给她的父母听，在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现实之前双方都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坦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既令人伤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厌倦了这种做法，我想很快，或许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把我们的想法、担心都讲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并开始计划我们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过会是怎样地离开。
我练习着我将说给她听的每一句话，直到我感到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为止，然后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长时问。外面的温度是华氏十度，冷风刺面，打透了我的风衣。我经过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联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饭，谈笑，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转到M街时，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因为久居室内而有些烦闷，所以出来透透风。M大街是充满生气的，就是在寒冷的周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里坐满了人，餐馆里都排上了队，咖啡厅里也是座无虚席。
我伫立在一个音乐俱乐部窗外，站在齐踝深的雪里，听着里面演奏的勃鲁斯音乐，看着青年男女一起饮酒跳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岁，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二十年工作的时间还多，我已累了，当然不是老年人那种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压。我承认我已不像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样子了，姑娘们很少再回过头多看我两眼。
我感到很冷，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买了个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里，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笼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独。
从前，克莱尔周末不在家时，我就待在办公室里，一点愧疚感也没有。现在我坐在壁炉旁边，对这种念头产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后也会长久存在而且还会兴旺，而那些客户和问题，那些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将由一些年轻的律师去应付，我的离职会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动，但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接替。
在九点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