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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贫民律师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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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
  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
  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
  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
  “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
  “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
  “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
  “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
  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
  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
  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
  “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
  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
  “他们要怎样?”我问。
  “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
  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
  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
  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
  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
  “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
  “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
  “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
  “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
  “什么?”
  “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
  “我们没有。”
  “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
  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
  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
  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
  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
  
  第三十六章
  索菲亚和亚伯拉罕离开许久了,我还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办公室里。这时,莫迪凯走进门来,坐在一张结实的折叠椅上。椅子有一对,是我花六块钱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们漆成了褐紫色。它们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担心来访者说到一半时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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