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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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7月12日至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与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
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民间航运业者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10月，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民间提供征用船63艘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归及台湾作战，民间增加提供征用船38艘，民间船只合计101艘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为，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战时军事运输结果显示，日军渡海作战的船舶吨数明显不足。在兵力、物资运输缓慢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取得花园口、荣城湾登陆作战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确保了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运输通信支部
战地输送任务，由兵站开设的运输通信支部担任，负责将战斗兵力和物资送至指定作战地域。1894年6月8日，宇品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输送先头部队混成第九旅团。6月15日下关的兵站兼停泊场，接受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第九旅团在朝鲜登陆后，兵站监部开设“现地临时运输通信支部”，运送部队前往朝鲜京城，临时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一直持续到第一军登陆。10月4日，第一军开设现地运输通信支部，掌管向大同江方面的输送业务。27日，南部兵站监部在渔隐洞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负责耳湖浦、大东沟、大孤山方面军用物资的登陆运输。11月13日，第二军兵站监部在花园口柳树屯设立运输通信支部，负责人马、军需品的登陆及患者的送还业务。1895年，运输通信支部在旅顺口设立出张所（派出所），执行旅顺半岛作战军前往山东的运送任务，并随军在登陆地龙睡澳设置出张所。3月1日运输通信支部从威海卫返回旅顺口，会同柳树屯运输通信支部筹备直隶决战。4月初，旅顺口运输通信支部分别在耳湖浦、大孤山、营口设出张所，为辽河平原作战提供支援。近卫师团台湾作战时，在基隆设立运输通信支部，逐次在淡水、澎湖岛、安平、打狗等处设置出张所。1896年3月31日，运输通信长官部宣布关闭这一支部，剩余业务移交台湾临时陆军运输通信部继续完成。
日清战争期间，运输通信诸机关从1894年6月至1896年3月31日，从内地发出的人员约360；100人，马约35；900匹；向内地回送的人员271；500人，马约20；200匹；以及发送、回送大量军需用品。
战时炊事供给
宣战前夜的1894年7月31日，日军颁布第33号敕令，规定战时人员、马匹的供给条例——《出征人马粮秣定量》。其中野战粮秣规定，战时供给分“寻常粮秣”和“携带粮秣”两种。“寻常粮秣”是战时粮秣的总称，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给标准“完全定量”和前线供给标准“携行定量”。“携带粮秣”指战场作战单元携带的口粮。步兵大队携行粮食中，各兵员随身携带两天的定量，主食为精米6合或干面包（约900克），副食有盐或咸梅干、鱼菜干等。“大行李”携带1日定量、兵站纵列携带3日定量，兵员“携带粮秣”合计总量为6日定量。
第24节：兵站体系（7）
各大队的大行李编制内设有“炊事班”，使用野战炊具随队携行。主要炊具包括：铜平锅、铁竈、担桶、担棒、米扬笊、杂器袋、菜刀差、洗米桶、洗米棒、汤桶、七岛表、饭运垫、饭运笼棒、饭运雨披、砧板、切鱼刀、切菜刀、开罐器、大小杓子、大柄杓、五合柄杓、饭量面桶、雨披、薪割器、炉搔、焦起、竹簓、竹网杓子、钓瓶、饭团用白布、麻绳、爪钩、斗、升、合、秤、木制碗筷、三升焚锅、铁叶锅、大锅、铁中锅、铜中锅、二斗焚锅、铜小锅、煮扬笊、饭扬笊、饭焚笊、龟甲笊、杂器笊、铜网杓子、金网杓子、藤网杓子、汁杓、角面桶、筛子、饭骨柳、菜骨柳、饭菜包布、饭包纸、饭包蓙、汁桶、茶桶、手桶、饭柜、饭蒸器、茶碗、皿器、菜台、水桝、水漉、漉水布、杂具包布、桐油纸、防寒纸、标旗、标灯、提灯、烛竿、篝台、灯笼、手镰、钓瓶绳、磨刀石、木槌、四斗樽。马匹用炊具：手入袋、根栉、铁栉、毛栉、木栉、杂巾、马粮囊、水与器、麦袋。
战地的饮食由炊事班集中制作，然后再分配到各作战单位。集团配餐方式便于统一管理，也暴露出战时难以应对突发事态的缺陷。7月29日大岛旅团进攻牙山成欢时，还遇到了这样一起不测事件。当时，前线共有4；000名战斗人员，三餐共计12；000份。送粮队输送8；000份的咸菜饭团时，途中遇到险恶湍流，道路阻断无法逾越。炎热天气下，饭团闷在食器内发生变质，部队面临断炊的危机。情急之下，送粮队幸运地找到一口水井，在战地赶制饼米蒸饭团4；000份配送各部队，才暂时解决了大部队饭食供应的紧急事态。
民间对战争的支援
战争后援包括来自后方民众的支援。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收到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的大量金钱和财物。1894年7月14日，陆军大臣设置陆军恤兵部，专门处理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事务。恤兵部发布接受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告示，对捐赠形式进行了具体指导。例如，捐献金不满1圆者不予受理，对多人联合捐赠不足1圆者例外。同时规定寄赠品的种类和体积，确保不会妨碍运输机构和兵站勤务，要求民众按指导规则有的放矢地捐纳。各地接到的金钱类捐献立即交纳中央金库，物品类由官衙统一发送至指定的地点。全国范围的捐赠活动，从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日清和谈为止。1895年5月31日，陆军大臣发布了停止对清国作战捐赠活动的公告。《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大举向台湾增兵，8月19日陆军大臣发出向台湾战场捐赠活动的布告。11月中旬台湾平定，陆军恤兵部发布通告，于12月10日关闭恤兵部，停止受理一切捐赠。
捐献金和寄赠物作为明治二十七八年度临时岁入交纳国库，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的估价为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金额879圆62钱5厘。日本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作为一个尚不富裕的国度，国民的国家意识却惊人的进步。国民对战争的态度虽曾各执己见，但是在国家战争意识统领下，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战争。日清战争中，大和民族内在的凝聚力震惊了西方社会，欧美人在赞美声中开始警觉这一崛起的民族。
第25节：情报战争（1）
2。3 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在《用间篇》里最早提出了“间谍”的概念。并将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类型，强调间谍活动须任用极为睿智的亲信；采用极端秘密手段；执行最机密任务的原则。间谍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成就推动了国家的组合、分裂、再生的过程。清朝时，间谍活动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间谍的手段主要应用在官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清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和清国奸细，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没有引起清国政府重视，相反清国为炫耀本国军事实力，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1893年4月，清日战争前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亲自前往朝鲜和清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来访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日本间谍明目张胆的情报活动，引起清国地方政府的注意，抓获了一些日本奸细。但是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态度暧昧，处置宽容，甚至以礼相待，将嫌疑者释放。
清日战争爆发后，打击日本间谍的呼声四起，忧国之士纷纷上书，向政府提出反间谍建议。清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反间谍活动的相关办法，（1）照会各国公使馆，反对西方国家在租界内隐匿日本间谍。（2）各地方官衙实行保甲制，捉拿日本和清国奸细，并严惩不贷。（3）各地官府发布缉拿告示，用高额悬赏的办法展开揭发日本间谍的群众活动。 （4）禁止清国国内的日本人戴假发穿清服，冒充清国人者一律按间谍治罪。清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反间谍行动，虽然破获了几起间谍案，斩杀了一些嫌疑人，可是清国政府吏治腐败，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且贿赂成风，敌特间谍活动仍然猖獗，反间谍战外紧内松，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清国情报战曾经有过四次严重的过失。第一次，“丰岛海战”时，在出兵增援朝鲜和外交周旋问题上，李鸿章的情报源混乱，坚信驻日公使馆汪凤藻的说辞，错误判断日本国对清作战的决心。在日军完成战斗部署的情况下，清国才开始增兵，致使海战惨败，运兵船被击沉。各路增援朝鲜的部队赶到平壤时，成欢战斗已经结束多日。第二次，“成欢之战”时，败将叶志超向朝廷呈报虚假战报，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二万两，晋升叶志超为提督，成为平壤各路清军统领。叶提督公然编造虚假情报的行径和战场上的怯懦表现，导致平壤战役再次大败。第三次，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军舰5艘，日方伤舰多艘但无沉舰。可是来自北洋水师的最初奏报却称：“击沉包括吉野号在内的数艘日舰，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失去海外作战能力”，朝廷对此特授予丁汝昌奖赏以资鼓励。9月23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当告知日本舰队包括受到重创的“松岛”旗舰一艘未沉，全部受伤战舰已经修复，再次驶入清国近海巡航求战时。李鸿章震惊不已，绝不相信这个事实。慌忙中开始备战，催促受到重创的北洋水师带伤出海巡逻。第四次，“密电泄露事件”。事情发生在清国驻日公使馆，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