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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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给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较大活动范围，连带使贷款需求扩大，导致银行系统从中央向下疏散。中国人民银行于是变成中央决策单位，监督专门办理工商、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建筑等事务的其它银行。人民银行与其从属机构，藉贷款——而非拨予补助——制定了利率，从而鼓励了成本效益。其结果是要把任用职员与作决定的权力从地方政治势力手中抓过来。拥有三千处支行和总共三十万职员的工商银行，不但贷营运资本给工商企业，而且鼓励工厂设备更新，以提高产量与效率。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
外贸与外资
一九七八年的开放外贸，也包括外国投资，特别是外国公司与中共政府机构的合资企业。由于中共承诺供给的土地、铁公路、水电等基本设施，超出了负担能力，早期与日、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大计划不得不削减下来。
广东是外贸活动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受香港影响最深的一省，中共便在这儿示范了给予“更多响应其本身需求的自主权”。广东的国营贸易公司分公司可以独立作业，获准与香港和澳门进行贸易，而且可以保留大额利润。这些分公司在投资、控制原料、制定工资方面也有更多自由。省里每年只需要按其收入缴一定限额给中央，或是缴固定金额即可。诸如此类的改制都刺激了贸易，并且给其它地区立下榜样。
在禁止随便出入的地方建设的三个“经济特区”——深圳即是第一个，专供外国公司建工厂与职工宿舍之用。到一九八四年间，华东沿海共有十四个港市开放给外贸与外资，这些大多是昔时的通商门岸，但如今主权都归中共了。合资企业数以百计地增加，但多半遇上以下的问题：劳工较便宜，却经常有技术不足的情形；必须办理的清结手续太繁多；再就是，外国投资人难以将其盈利运出。
契约法是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外商贸争执发生时，也需要中国律师。会计、契约、诉讼都成为国营企业营运中免不了的事务。为此，新法律发布了，律师培训的课程也加强了。
为了制定比行政命令更稳妥的规章，立法是必需的。一九八二年实行的国家法明定，全国人大应该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实施的组织。一九五九年废除的司法部于一九七九年再度设立，到一九八四年间，共有四等级的一万五千个法庭与裁决所，任用法官大约七万人。人民代理（诉）人与职业律师的职务也都恢复了，两者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过，被控告的人在未证明无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无辜的。司法也不能脱离党而独立。
科学与工技
中科院与科技委员会都恢复了积极运作，后者的职权是横向切入政府各不同部门的垂直结构之中的。跨越各部门界限——尤其是军方——的合作沟通有困难，因此又于一九八三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科技领导小组”。中共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垂直分门别部制度，必须改革成为比较整合的共同体。这包括破除欧洲式的学界障碍，不再是研究工作全归研究院所，教学只归大学了。
更迫切需要的是研究与生产的衔接。按汤尼·赛克（1989）在一九八四年做的调查，全国三千五百个研究机构的“科学上的成就”应用到生产方面的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八五年间，赵紫阳曾经指示研究与生产部门之间应有“无数有机性的联系”。以前研究机构竞相挖角、彼此抄袭他人已经做过了的研究，这些旧作风现在都遭到研究机构的期刊与会议的严厉抵制。
科技涵广的范围很广大，除了一百三十八个专业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与各省所属的研究单位就有将近五千个，大学院校的还不包括在内。中央的领导控制根本忙不过来，经费来源也要靠研究机构和企业单位的合约帮忙，利用市场来促成“直向组织之间的交叉联系”。这种策略也有助于偏远地区加入科技领域的活动。
将科技应用到公共卫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据约翰·艾文思（John R．Evans，见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乡下地区的疾病数据图表与一般工业化国家大致相同”。预期寿命从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岁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岁。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
死亡率，从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间，中国总共有五十六所医学院，包括教会的、外资的、省立的、国立的。经过文革以后的恢复期，一九八二年间已有一百一十六所医学院，每年入学新生数目约三万人。一百万名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疗人才之外，还有两百万受过中、初级医护训练的人员。医学教育的问题不外以下几个：每个班级人数太多、课程和设备不足、教科书太死板、以结业考试为重。
党与民众
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改革，旨在使党的专政效果改进，包括设法缩小行政结构、提高干部素质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处理了七百七十万封人民诉怨信函，接见了二百六十名诉怨者。这至少是一种表态。另一方面党也整顿工作单位与居住单位的选举制度，以正式选出的干部在国营工厂、工会、城乡住宅区的党委会中服务。
另一个受关注的对象是新闻业，因为共党是利用传播媒体维持民众对专政之默许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改革开始之时，中共的宣传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实上，毛泽东中意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先后被指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们已经不知什么话是可信的了。传媒的新一代读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怀着讥诮态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责四人帮的弄权、放宽出版物的范围，并且重新确立新闻的事实可信度。
对共党而言，传媒有三种功用。第一是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第二是让官员们从新闻报导中获得有关大众心态与民众生活实况的有用情报。这两种功用合力按照某种群众路线维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第三种功用，按安德鲁·纳森（1985）指出，是“协助领导人与人民一同监督官僚系统”。其协助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另一个是发布调查性的报导或读者致主编的来函。
报社派出的记者——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类似官方的身分，可以进入工作单位采访并查阅档案。找到了什么营私舞弊或失职行为，便可以发表。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刘宾雁于八〇年代初揭发的贪污舞弊案。
此外，各报社于文革期间被关闭的“群众工作”部门，现在又重新开放，每天要处理上百件民众发牢骚告状的来函。有的是私人困难，有的是打官员行事不当的报告，其中不乏可以纠正弥补的事例。这令人想起古时候的御史，其任务便是揭发官员渎职，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国会办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国人之重视名誉、害怕恶名变成白纸黑字，报纸揭发却有特别强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机和电视广播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往来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却是与美国全然迥异的。中国的舆情和舆论倾向采取道德姿态。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来做了坏事的人很可能毁于不利的名声。发布报导的新闻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国，坏事才会成为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电讯社及新闻报导译文编成的《参考新闻》，这分营销量九百万分的日报抵消了经常见诸报端的乐观繁荣宣传。
另一个激发拥护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复运作的地方选举制度。选举分为四级——五万个乡镇（毛泽东时代的公社）、二七五〇个县（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全国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时的一切选举都暂停）的”选举），是极权国家式的，乃是只有单一候选人的群众投票仪式。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是连选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进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选举法往前进了一步，安排了比应选名额略多的候选人。县里分区选出县议会的代表，每个县议会平均有大约三百名议员。全国人口都登记为选民，凭选举证集会而参加提名，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将各集会提出的名单筛选后，选民们可以在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认识一下这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
投票日如同过节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总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六。县议会代表任期三年。整体而言，邓小平政府可以说是在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选举，类似孙中山与国民党所说的“训政”。但涉及政策与政权的时候极少。
老一辈的党领导人对于改革的一些势态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如服装头发的式样、爵士摇滚音乐、随便的性关系、色情、颠覆性的写作等。这一切都可能导向道德的败坏。因此，保守人士策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运动，针对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与生活方式进行攻击。
环保运动是社会的先锋。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文艺界与科学界人士曾抗议修筑三峡大坝的计划，随后又有其它人附和。这个水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资纪念其丰功伟业的大建设；毛泽东的纪念物即是三峡大坝。毛的后继者虽然受到一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似乎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进行。
民主运动
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与成长愈来愈使政治改革的话题超越了“四个坚持”的界限。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个坚持旨在保持共产党的控制不衰，但“开放”以后，涌人中国的民主观念使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东欧共产制度于一九八九年崩溃，也让世人看见，列宁主义集体化控制经济下的工业化已经欲振乏力。然而，市场经济也隐含着思想观念的自由交流，中共很难只接受其一而排拒其二。
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讨论政治的大字报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开始。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这个冬季，“民主墙”上每天都有各方人士发表的大字报，有些学界人士表达的意见还被外国记者抄译，这些都是共产党不能忽视的不满意见。一九七九年四月间，曾主张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被捕了，随后便依不足信的罪名受审，判处了十五年徒刑，算是对其它人发出的警告。民主墙的活动也由是停止了。
这次民运背后一项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不只是学生——理念上已经与党疏离了。列宁主义者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指标而进行的共党专政革命，已经被二十世纪的各式各样变化成长淘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生活在电子时代的国际世界之中，延安时代的刻苦简朴虽然仍是邓小平和元老一代共党珍视的记忆，却不再能解决中共的问题。
但是，社会各层面一直特别注重的还是教育问题。文革期间荒废了高等教育，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恢复后，一九七七与一九七八年的考生资格从一向的二十一岁放宽到三十岁。一九七七年一共二十七万八千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五百七十万。一九七八年的三十万个录取名额，共有六百万人报考争取。到了一九八〇年，六百七十五所大学院校共招生一百四十万人。这一小撮将掌理中国未来的菁英，分量不及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潜力却与稀少的数量成反比例。
正规大学教育之外，还有工厂与政府部门设置的工技学校，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教学节日，这些教学管道影响深远，使数百万城乡人民虽没有令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学历，却能当上兼职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怎会让这些举足轻重的菁英与党疏离了？答案仍是有历史性的。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成功。以西方思想为取向的开明教育，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将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输给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年的整肃右派运动中压制住他们。以后就靠受过部分教育的党干部把中国带人现代化生活，但是党干部并未把这件事办成功。如今，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又带领学生们背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了。
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的独裁政体从列宁主义借得威力，但总能保持不引人注目。如国府军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间以几天时间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