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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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推动并操纵这次社会大震撼的时候，本能地安排了以当权阶级为靶子的攻击行动，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帮忙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则离不开阶级斗争，而且他认为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苏联那样让腐化的官僚主义颠覆了社会主义政府的理想，毛认为中国正可以对这
种“苏修”进行斗争。
似乎毛泽东还打着另一个主意：青少年学生可以动员起来打击当权阶级，并且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这将是一种受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基于经验知道这是启动社会变迁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轻人，给他们起一个头，党高层的任何整风原则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是，毛向当初从延安跟他来的领导人宣战了。他利用这些人服从党命令的老规矩，把他们捆得动弹不得，处处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节骨眼上，周恩来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来则是善尽其平时一向的职分，设法在毛企图整肃同志的时候缓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实际之处。对党忠心耿耿的共党领导阶层，事先都没料到什么祸事会降临自己头上。
事实上，情势愈演愈过分，甚而转为暴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数度试图予以约束，但是都未成功。结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鸣大放运动一样，变成他想也没想到的东西。各方估计的数字虽有不同，但党内官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肃，可能有四十万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帮”于一九七七年受审时，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万人，其中有三万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体残伤精神不健全的人数更多，另外也有极多的人自杀了。
解放军的角色
毛泽东之能够煽起文革，最重要的是有军队支持。长久以来，解放军内部一直有军事专业与意识型态之争。回顾苏联红军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党军关系是以“政治挂帅”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就是说，专业军人要听政委的。然而，以后军事专业性随着参谋部的壮大占得了上风。
中国也有类似的进展过程。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创造了一支做为北伐先锋的党的军队，一九二七年以后，蒋建立起职业化军队，完全不用靠平民百姓的游击战。穷乡僻壤中的共产党却得回过头来用中国古老的农民流寇技术，如：小撮的移防、声东击西、与某一区域内的农村百姓相通声息等。在江西共军基地时期，为首的十多名司令都主张军队专业化。其中有几人曾到莫斯科学过军事，其余也都吸收了苏联的观念。和这些人意见相左的主要人物就是毛泽东，他那时候就热烈支持动员农村群众的“整体战争”，这个立场也从来未变。
总之，共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群军事将领决心要培养有专精、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职业军队。这些将领都担任了必须担任的政、军职位。其中有几人在共党逐步掌权的过程中担任五个野战军的司令。“野军”都有一些地方性，长时期由相同的人带领，有类似的背景经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地方割据。不过，中央领导班子（毛、周恩来、彭德怀等）特别留意人事调动，以防派阀产生。这些政治领导人自己都带过兵，晓得该如何凝聚团结力。
六〇年代的解放军，对外是防卫力量，对内则扮演政治领导班子后盾的重要角色。解放军的三十八个“主力”部队部署在全国十一个军区内，另外有区域兵力驻守二十八个省军区。区域兵力装备与训练都不如主力部队，只能担负地方的防卫任务，以小撮形态分散在省境之内，不善于联合野战。这种情形令人想起清朝以绿营戍守地方以八旗为攻击主力的兵制。
古时的兵权在皇帝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军统帅则是共党主席，他通常也身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之下有三个基本指挥系统，分别控制军方、指挥军事系统内的共党政治机器、处理行政及后勤事务。另一个与古时候相似的制度是，军队自己耕种作物，有自己的小规模地方企业。军队藉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供给养，和古代边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给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党的力量从每一层面伸入军队——许多军方人士都是党员，省级军队都听命于当地党书记或其它党内大员，省党部第一书记通常也兼任该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政军控制网每年要处理新兵召募时，申请者都是数以百万讦的。解放军乃是乡下人向上游动的主要管道。
渗透地方政府与公安系统的军区解放军，在林彪指挥之下变得又红又专，亦即是毛泽东的势力基础。至于职业化的主力部队，起初并未涉入文革。
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末至一九六六年夏天，毛集团和共党领导班子之间的紧张升高。毛原已有林彪领导的高度政治化的解放军支持，现在又加上毛妻江青带起来的一批上海激进派知识分子——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是这些人组成的。毛集团的人物颇不易归类。林彪虽是一位善战的元帅，却很细瘦：永远戴着帽子（他是秃头），是个相当狡诈而没有领袖魅力的人。他虽是精明如狐狸的内斗能手，站在因高胖而倍增气派的毛泽东身边，却十分不起眼。至于江青，未到延安来征服毛主席之前，只是不甚出色的电影明星，后来却表露出厉害政客的架势。她有心要接管文化领导权，以便拿重返基本原则为幌子，暗行激进改革之实。她登上掌权地位，一部分是靠着和林彪一同主持解放军的文化部。另外，她也和上海的激进派知识分子连手，使上海成为抨击北京文化势力的大本营。
巩固毛集团势力的决定性一步棋是，于一九六五年底把与林彪意见不和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逮捕、囚禁、审讯，随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将他的所有职位都撤销。其实际作用是压制军中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中，北京副市长吴晗也因发表《海瑞罢官》一剧遭到同样的攻击。由于剧中描写清官海
瑞被昏君革职，据说毛泽东认为这是影射他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黜彭德怀不公。北京市党主委彭真难免把吴晗的事看做是冲着自己来的，经过调查，洗刷了吴晗居心叵测的指控。但是毛随后又在上海策动批判彭真的讨论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让彭真下了台。这次事件让大家都明白现在风在往那个方向吹。
毛泽东牛刀小试，除掉了几个对他的行动反应欠热烈的人。这是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当权派默许的。他们一向习惯附和伟大的毛主席，却不知道自己被带上山，正往火山里走。中央政治局此时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直属常务委员会。文革小组之内挤满了毛的支持者之外，几个部门改组之后，毛的支持者也纷纷渗透，抓到了重要职位。
对修正主义与党内“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不指名的批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达到高潮。在这一般称为“五十日”的期间，激进学生动员起来，贴大字报批判学校当局。毛泽东却跑到华中地区隐遁，把北京交给刘少奇。从来以党为重的刘少奇不会听任群众组织胡为，他派出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对低层党组织进行详查。每二十五人一组的工作组，共派出大约四百个。把毛泽东利用群众的行动挫了回去。
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怨愤日深，周恩来一如往常在扮演说和的角色。在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主持的一次会议里，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另一边是保守的军方及国务院领导人，包括三位帅和五位副总理。这次会议代表的是文革时期一再出现的反对意见，后来却被激进派指为“二月逆
流”。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文革第二阶段期间，毛主席曾有极精彩的演出。这时候，注定要走上末路的刘少奇还在尽本分，安排着党内忠贞分子的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大众听说毛主席要北上，途中还要游泳渡长江，无不兴奋莫名。由于乡下人民一般都不会游泳，会游的人也不会去横渡长江，毛的此一举，就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要游泳渡英吉利海峡一样惊人。显然毛主席是一位有超人特技的运动健将典范（照片显示，他的头完全在水面之上，可知他游的不是蛙式、自由式、仰式、蝶式的任一种，而是用他自家的游法——直立式。看计时成绩，他的速度也是超乎常人地快）。
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十一中全会，这其实是中央委员的拥毛派会议。会中把刘少奇从共党中央第二号领导人的地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升到了第二位，成为毛的假定接班人。十一中全会也提出了毛对于反修正主义运动的大致看法，其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心态彻底改变。毛自己说，精神的新生应当重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法则要应用到所有知识分子、官僚、党员身上，以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毛使出的这些招式，无非是要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挑起攻击党内当权派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过不久，红卫兵运动便爆发了。
红卫兵
文革的群众以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为主，这与五〇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大跃进的农民群众大不相同。文革起初并未影响到农民，只有城市邻近的公社受到波及。基本上属于都市运动的文革，自一九六六年中开始以红卫兵担纲主演，到一九六八年中他们才鞠躬下台。这一大群想要“从革命中学习革命”的幼稚青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一个城市之内的不同红卫兵团体，甚至会公然互斗。
红卫兵的派系主义是其来有自的。六〇年代的教育系统，前文已讨论过。此系统下最有资格挤入大学的学生分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家风熏陶之故，学业成绩优秀，他们凭本事考来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类是高干子女，有革命的一流阶级背景，也有进入公职的门路。至于学业成绩，就不如第一类了。但是第一类的阶级背景却是非常低的。这种阶级背景差异，正是红卫兵派系争斗的起因。
毛泽东发出“炮轰总部”、“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等口号，以鼓动激进青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间，北京一共有六次大规模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的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一千万名志愿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免费乘火车到北京聚集。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此时学校已经停课，不久，各大学都关闭了。
不论毛泽东当初心怀什么浪漫意图，到了红卫兵手上全都变为残暴恐怖的破坏行动。他们闯入富人、知识分子、高干官员的家里，烧毁书籍文稿，差辱毒打屋主，甚而将屋主杀死。他们口称这是为了革命“破四旧”，要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群青少年学生年龄在九至十八岁之间，不分男女都戴着红臂章，只要看见有一丝一毫外国的或知识的迹象，立刻捣个天翻地覆。
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的红卫兵行动，从原先的攻击所有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升高至“揪斗”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久，红卫兵就把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定为头号大叛徒的“走资派”。刘邓二人，以及其它数千人，都遭到批判、囚禁、公开羞辱。毛派势力动员都市青年打击党政的中央当权派，显然希望这场大混乱能成为有益的革命运动。被红卫兵攻击的党内领导人的反击方式是以毒攻毒，派了自己的红卫兵上场。党的领导班子组织强韧，并不是一斗就垮的。但他们毕竟敌不过决心要把党毁掉再重建的毛泽东。
夺权
文革的第三阶段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夺权运动。由北京授权，再由红卫兵以及其它人在全国各城市执行。红卫兵把现职的官员赶走，把挡案乱翻或索性烧掉。然后，这些毫无行政与领导经验的年轻人自己坐上官员的职位，并且迅速展开不同派系间的互斗。
在此以前，解放军一直只许做壁上观。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下令军队协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行动，打倒保守派的反革命分子。情势混乱到连毛也管不住的时候，只有解放军是社会上仅余的一股团结势力，因而渐渐在地方上成为有力量左右局面者。这时候，“主力”部队仍未涉入，地方军队却因为和地方党部的关系密切纠结，不大可能跑去站在革命委员会那边帮着另组新的省政府。接到支持左派反右的命令后，只有四个省分顺利组成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扫除省级解放军内部的顽抗分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事件证明，地方军队不会成为文革的好帮手了。两名来自北京的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大员被戍卫武汉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