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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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的另一失策是，对民众的反内战和平运动不理不睬或是施以镇压。这些行动普遍存在，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如国府指称的全是共党的阴谋。学界人士希望政府把作战的行为转向民间发展，要求国府不要再藉美国之助扩大内战。政府以强力镇压学生，导致学生走向与政府敌对的立场，正如笨拙的经济政策促使都市中产阶级与企业界也对政府不表友善。
就是这样，国民政府丧失了民心，而且看来似乎比共产党更像存心挑起内战的一方。显然国府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以至于只想到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内战问题，却未顾及政府为百姓服务的职责。自由派中国人批评国民党政府时，指其任由共产党渐渐壮大成为一个比较能得民心的政权。国民党得自有钱人的支持力，也在一九四八年实施货币改革时化为乌有。按此政策，任何人持有的银元硬币与外币一律强制兑换新发行的“金元券”，藉以稳定物价并遏止通货膨涨。然而，半年之内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倍。有钱人上了一次大当。国民党把统治国家的机会全都糟蹋了，此时正在全力演出中国历史上“末代昏君”应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国地区内一般受过现代思想熏陶的自由派领袖们并没有投共，而是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
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以后的势力巩固，先从华北乡村的农民展开。自一九三七年统一战线开始时就搁下的土地改革，现在又成为共党政府的积极方针。土改的意思是，将地主与地方富绅的经济社会影响力剥夺、抵除、消灭，同时提高乡村贫农中激进分子的地位，藉共党的扶植使他们成为操控大权的人。富农消除或变穷之后，共党才可领导更进一步的改革。这种群众行动的目的是，维系华北各地乡村对共军的支持。
国府攻击与共党反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府的战略与日本当初侵略中国时的攻势类似。国共三年相争的头一年将结束时，国军控制了所有的大城市和铁路线，而且火力仍远优于共军。共军却撤退了，不肯决战，也藉此避免伤亡。因此，共军用典型的游击战略，使国军把战线拉得太过长远。共军只在握有绝对武力优势时才肯和国军一战。
国府控制住延安与共党临时首都张家口后，乘胜追击逃亡在陕北的共党领袖。江苏北部和东北主要战场中国的县治所在，大都重回国府控制之下。共党未料到国军会捣毁其基地区而进占乡下。苏北共区基地被破坏之后，被逐的地主返乡，对原来在共军羽翼下的百姓施以或杀或虐的报复手段。
东北之战的共军统帅是机动战能手林彪。一九四七年间，林彪队伍撤退过了松花江以后，却十几度过江发动奇袭，将国军切得零零碎碎，使野战部队变成驻守在各个城市里的孤军。
史蒂芬·李文（Steven Levine，1987）的研究指出，共党大致按照在华北的模式，藉动员乡下百姓而赢得东北。有狂热干劲的华北共党干部，一旦渗透进入东北，就实行了地方生产整顿、乡村思想灌输、土地改革、新干部思想改造、征募军队和百姓团结加入爱国之战。在强迫征召之外配合运用社会操纵策动技术，成绩十分可观。东北人早巳不堪日本人统治欺凌，听了共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口号，便欣然响应支持。
国民政府照例又助了共党一臂之力。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对东北的领袖是不放心的。东北原是军阀张作霖父于俩统治的，之后又被日本占领十五年。因此，国府来接收的时候，带了自己的人来主持东北政权。共党却迎合东北本地领导阶层的意愿，动员东北人抵抗华南来的闯入者。国府不重用东北人之余，还纵容外来的人在东北作威作福，大大丧失东北民心。结果，国府军遭受到以前困扰日本兵的一切难题：亲共的民众不肯透露当地的情报、队伍被重装备拖得行动迟缓、行军太慢而躲不掉伏击与零星的侧翼攻击。此外，国军在与百姓培养感情、夜间作战、迅速移防的方面，都不如共军那么训练有素。
共党于一九四七年中开始反攻之后，其武力不但很快就攻占山东，而且夺回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片地区，西避有平汉铁路，东边是北宁铁路。这个战略要势足以威胁整个长江流域。此一大势转变，更有利于共党抢夺美式装备，并吸收投降部队为新的共军力量。
国府方面，蒋介石不肯在还来得及撤军的时候撤出各大城市，以至于最精良部队被包围、孤立，继而带着全部装备一起投降。共军由于战术战略都高一筹，不但今国府军队无力抵挡，而且令国军士气尽丧。一九四九年一月共军包围北京，国军的指挥官索性率全军投降，后来还在新政权中取得要职。
毛泽东进入北京的时候，共军在美制装甲车前导下乘着美国卡车一同进城。美国给蒋介石硬件军援之外，也有专业军事顾问随行。但蒋只要了前者，却不接受后者。美国顾问主张战线不要拉得过长，蒋却这么做了。顾问们主张派飞机坦克上场，不要只摆着做强大火力的象征，这个策略蒋也没有运用成功。顾问们劝委员长让各地指挥官自行决定战术，委员长却始终亲自下命令指挥师以上的各级行动。
内战必是在乡间进行，共党因而占尽地利人和，在情报和后勤上都居优势。因此，一九四九年在南京以北的淮海地区之战（徐蚌会战），国府保留为最后决战实力的装甲部队被包围在深沟之内动弹不得，这些深沟都是邓小平等领导指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挖掘成功的。
美国人投资了大量军事训练、装备、补给，看到这种后果甚感不快。幸好马歇尔将军先前曾在重庆和南京进行调处，花过一年时间来防阻内战，所以很清楚真相。一九四七年他以国务卿的身分返回美国，拦住了美国的行动，才不致把干预中国变乱演变成威力比越战还大的战争。美国的补给持续送到，但是派至华北抵挡苏联的美国陆战队却撤离了。共党后来战胜，用的是投降的日军缴给苏联的武器，以及国府军队投降时缴的美国供应的武器。到了一九四九年，没人能再否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
研究历史的人评估国民党在中国的成败得失，采用了大量由中国自由派人士发表的批评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言论。共党宣传人员千方百计要赢取自由派人士支持，因此不放过国民党的任何腐化行为与侵犯人权之事。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在用两条腿走，却是左右脚各走各的方向；一边前进，一边反动。因此，国民党有什么坏事，都会被半独立的新闻界和有时不被检查的外国记者宣扬出去。至于秘密警察系统，由于并没有全权，常常只是给他们自己帮倒忙。虽然蒋介石下面有积极主张极权主义的人，他们却不能像后来上台的中共极权主义控制得那么严密。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形象源于极不相同的资料根据，实在是不能做比较的。例如，中共处死的人数有多少，当时的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回顾当时的蒋介石，大家都肯定他的扎实外交成就。在一九三〇年代初，他藉谈判退让拖延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同时又取得纳粹德国之助来建设军事与工业。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他争取苏联军援以抵抗日本。一九四〇年代，他让新疆脱离苏联势力，同时取得美国依“租借法”的补给。而且，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提醒我们的，他迫使莫斯科“以对待一个‘强国’的态度支持中国”。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评价，还要随着台湾的中华民国一同上升。
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中国的各个省分之中，台湾因为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而与众不同。东北虽曾被日本人占领，但仅十四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而且是藉傀儡的满洲国间接统治。此外，台湾最初的居民是马来波利尼西亚的（MalayoPolynesian）的原住民（一八九五年的总人口数为十二万）。十六世纪末叶以后才有汉族人移民至此。迟至一八八五年，清政府才将台湾建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成为一省是在一八八五年，当时人口只有三百万。清朝的自强运动期间便以台北为首府了。但是，日本人于一八九五年因战胜而获割让台湾之时，接管的却是一个尚未开始现代化的亚热带地区。
由于台湾是日本开始跻身近代强国之列的第一个殖民地，一些有才干的日本官员便着手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的模范岛。日本人与其它在东南亚有殖民地的欧洲人的处境不同，因为日本文字与台湾的中国人用的汉文相似，而且日本人也受儒家和佛教思想影响，又因为稻米文化、政府部门、专制统治的相同，生活上差异不大。此外，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未发展成功。
本来居住在台湾西半边冲积平原上的原住民，被迫移居比较不便出入的东半海岸山脊。汉族移民就在西半边开垦稻田，在县官的治理之下建立宗族社会，由于地界等利益竞争，骚乱与械斗不断发生。中国官吏管制一向不严，但一八九五年起日本人就开始惩治盗匪，设置警察厅，以征募台湾人加以训练而组成台湾人占大多数的警力。从此警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力量，负责登记户口与财产、监督乡村里邻的互助连坐、执行卫生保健的规定、征收税赋、调解纷争。
地产权益种类各有不同，包括土地使用权、底土所有权、佃户分租权等等，使土地的利用与税收极为复杂不便。日本人因此做了土地调查，绘制了地图，并且于一九〇四年用政府债券收购了非自耕地主的土地，令这些地主投资都市企业，促成了自耕农阶级的出现，而且使土地税成为原来的三倍。
日本人提倡包括孔孟思想、科学、日语的小学教育，又培养农会组织，以促进农艺科技改良。但是日本人不愿制造知识分子，迟至一九一五年才设中学，到一九二八年才有一所大学。
另外，一九〇三年修筑成联络南北的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长大约为九千六百余公里。日本国营的制糖厂产销免税蔗糖回日本，为主要工业。科学化的农耕与和平的繁荣有助于提高台湾人民的素质，但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人的政治活动都遭到日本人的镇压。大体而言，台湾在日据时代的进步发展成效，比军阀时代与国府统治下的大多数省分都较为显着。台湾人居住砖造屋，有电可用，已经是中国大陆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的了。
代表中华民国的台湾
国府于一九四五年接收台湾时，情况和当初治理大陆沿海都市一样，酿成一场大灾祸。台湾人民不但末获得“解救”，反而被当作通敌者对待；只图私利的国府军人和政客劫取物资剥削经济。一九四七年二月，未武装的示威者抗议国府的腐败政风，军政府却开火射倒了许多示威者。随后又向大陆求派支持，接着便发生了历时数天之久的谋害台湾人的行动。按不夸大的估计，遭杀害的人约在八千至一万之间，其中包括许多人才菁英。这乃是中国落后旧风的一次胜利，其原则无非是：假定不受约束的专制即是维系中国政治秩序的首要法则，反对政策的人都是不忠者，应该杀尽。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退守台湾时，发现身处于经济政治崩溃之中。此后的四十年，世人眼见中华民国从这个境地逐步走向惊人的成功。
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中，首先应当提及的是，蒋介石为了涤清并激励党政系统而任用的大陆来台的自由派人士。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实行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曾在大陆推行的策略，即社会主义倾向的重工业国营政策。资委会于一九四二年派往美国各大工业公司深造的三十一位工程师，其中二十一人决定留在大陆的共党新政府里工作，只有七个人到了台湾。后果十分富于教育意义。二十一位留在大陆的高级技术人才，没有一人能够入阁或是担任重要行政官职。而台湾的这七个人之中，三人成为国营工业主脑，两人成为经济部长。这两位担任部长的人，一位后来又成为全面经济讦画开发的主持人，另一位则做到了行政院长。
教育也是重要建设项目。北京大学来的傅斯年以及其它学术机构教授合力主持台北的国立台湾大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