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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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儒教及其一切恶行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

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企图把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的目的虽未达成，此一事件却结束了以日本为中国改革榜样的时代，加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就在此时，提倡新知识的读书人为自己确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辈的取向，以便检讨旧式的儒家价值观与制度，摒弃阻止中国前进的东西，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
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系统大体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个重要的用字都已经变成像洋葱了，有无数层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来不同用途累积而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罗马
时代的字形传至现代，可以用来表达的意思（也许还要并以别的字）可包括父亲、爱国主义（patriotism），父系血统（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学研究（patritics）、祖传财产（partrimony）、赞助（patronage）等等。因此，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指那一个意思，必须看其上下文才能
确定。也因此故，必须晓得古拉丁文的原文。这种情况使文言文不能成为便利小学生解答人生问题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难题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学通了，就休想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普通人办理日常事务用的语言，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用的少数人才懂的言辞和艰深的引经据典，要容易得多。
文学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即是，用各国本地语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传教士是履行此步骤的先锋，用白话中文的圣经向一般百姓传教。对新一代的读书人而言，推行白话文的时机已成熟。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人物是胡适，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主张以白话文为学术论述及其它一切沟通方式的媒介。许多人都加入这个否定文言优于白话的革命运动，白话的运用迅速普及；古文的专制就此被推翻。
追随杜威（John　Dewey）而讲求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是提倡以科学方法思考批评的主要人物。科学在工技研究上的价值早已不容置疑，将科学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上却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学术研究猛烈攻击上古中国史的神话传说，重新评估古籍的来源。此外也研究中国民俗，重新衡量明末与清代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十分早熟，因为有清代考证学的成就先铺了路。
新文化运动的创造力，要放在其历史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高傲文明之中原来隐含的野蛮性。奥匈帝国、俄罗斯的沙皇帝国、日耳曼帝国先后崩溃。威尔逊总统宣告了主张民族自决与开放民主等原则。数种社会主义思想、妇女解放、劳工与资本家相对的权益等各种观念传遍全世界，也涌进了共和政体中国。在古老中国社会里仍只占着顶端薄薄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负起理解并评价变迁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时也努力重新评估中国自身的固有文化。

五四运动

挑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是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原德国租界移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引起北大及北京其它学校约三千名学生到故宫前面的天安门集体示威。学生们烧了一名媚日阁员的住宅，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方攻击了学生，学生于是通电各地学校一同罢课，并组织爱国行动队伍，四出散发传单。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等地也都发动了示威。有几名学生在示威行动中丧命，不少人受了伤。被捕的示威者很快就把各个监狱塞满了。
同年六月间，各大城市商人关店罢市响应，使抗议情绪扩散更广，导致抵制日货行动以及与日本居民冲突。有一年多时间，爱国学生持续鼓吹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摧毁，成效相当可观。同时，最具影响意义的是，新近成立的工会也发动了罢工，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抒发国家民族情感最大规模的示威。
这次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发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与新爱国主义会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这一代读书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积极担负起决定中国命运的重任。他们甚至开始透过其学生组织与一般民众接触。
在知识分子动员中，文学界以新白话文写作的小说等带头示范。大多数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层阶级。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都市中贫困度日，而且经常受警察骚扰。他们的读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卷入了社会革命。这些作家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主张个人表现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内。有些前进者的浪漫个人主义和自剖——以第一人称叙述或日记体畅所欲言，足以令严格的儒教规范震惊。
一九二〇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于浙江一个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家庭，考过秀才，在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读过理科，到日本又改读医学，最后决定以文学为改革社会的事业。他开始成名要等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讽刺小说《狂人日记》之时。故事的主人翁在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申，从字缝中看见处处都是“吃人”二字。鲁迅还说，中国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众痛苦的代价换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在他们办的刊物《新潮》中倡导中国的“启蒙运动”，驳斥儒教家庭束缚是奴役，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学生们就成立了演讲社，以进行对一般民众的倡导。此类学生活动有激进者加入，一心要“救中国”的张国焘便是其一。
就这样，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作家，有一部分人士投入了文化斗争，要废除旧中国的老旧恶习，为新中国建立新观念。这些要做领导者的人却面对一个重大障碍：中国的二阶层社会结构，亦即统治阶级与平民大众二分的事实。新兴的菁英阶级能够与一般民众沟通交流吗？这些新的指挥者会不会跑得超前他们的兵丁太远？

中国中产阶级兴起

可以与学界社群自治相提并论的，是都市生活中功能集团（functional　groups）的新的自我意识。最近的相关研究显示，上海与北京市内兴起的机构组织都是新与旧、中与西合并式样的。
上海的刚成形的中产阶级，是由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起步的。一八四二年以后，广东的行商掮客由买办接任，按契约替外商处理贸易中涉及中国的事务。外国人处理货运、保险、进出口投资，买办的利润来自外商付的佣金、经手资金的利息、代理财务的酬劳，以及他们自己投资买卖的盈利。因此，中国境内外国银行的买办掌握了与中国“本土”银行交易的厚利职权。
上海买办最初都是广州茶叶贸易业来的，后来又有从宁波市和江苏省来的。一八五四年的总人数是二百五十人，一八七〇年增至大约七百人，到二十世纪初可能已有两万人。买办的职位好像家产一样，都是父传子的，或传于侄儿。他们不像老式的人那样赚了钱就买田产，通常都是投资外商公司，如此也可避免被中国官吏揩油。要区别谁是“买办中产阶级”谁是所谓的“国内中产阶级”（如中国共产党为宣传而常做的），实在不可能。他们都是同一个团体里的分子。
由于中国农业仍然生产全国总生产额百分之六十五，整个经济体系中，近代化的部分依旧很小。中国避开了受列强外国剥削的半殖民地角色；没有变成外国的供应主要来源，也未给外国货品提供广大市场。继鸦片之后，销路广的进口品只有工业用纤维纱和煤油。简而言之，传统的经济系统仍能配合中国的低生活水平继续发挥效用，近代化经济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以汽船和大汽艇为例，虽然投入中国的水路运输网，并未使水上运输系统改观很多。中国商人倒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快速工具，不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经营的。
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协办者、顾问、秘书、代理人、合作伙伴构成的人事网。这个复杂关系网也管到了“官督商办”系统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负责生产事务。玛丽克莱·白杰尔（Marie—Claire　Bergere．1989）认为，自强运动时期推动洋务者便是利用这个官僚综合体而运作，权力仍归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须靠官商两方的私人关系和利润分享才能达成。清末实行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官吏们的官僚资本主义。
清廷曾于一九〇三年以谕旨提高商人的地位，藉以拉拢都市商绅。此后至一九〇七年间，新设的贸易部还有奖赏投资者、工技师、创业者的措施。到一九二一年，各省有省县议会之外，总共有多达七百九十四个商会，七百二十三个教育社团。这些结社力量脱离了朝廷管辖，组织起超越省界的全国性团体，如中国教育协会、省议会联盟即是。这类团体所代表的是士绅商人阶级。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的外国运输与贸易量都因而减少，进口量下降，随后便是外国需求的中国原料输出增加。此时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大涨，增加了中国通货的购买力。没有外人来竞争，是中国企业家发展的良机，即便运输短缺使他们向欧洲订购的设备不能准时送达。到了一九一九年，欧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银兑换黄金的价值上涨，都使中国商人大获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
与十九世纪末的自强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工业化偏向生产供立即消费与获利的消费商品。据白杰尔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工业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的年成长率。棉纱厂成长速度很快，单单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开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厂大增，广州则有香烟、制造、火柴业兴
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机械工程厂开设，一则是为维修设备，同时也自制编织机、纺织机，以及其它工业用机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厂家在使用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开始出现近代式的银行。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所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还有十多家省营银行，主要是处理政府的资金和借贷。另外有十多家则是纯粹商业性的银行。至一九二〇年之时，上海还有七十一家旧式钱庄，专作短期贷款，处理鸦片商和染料业的资金。证券交易所和全国性的银行尚未出现。
上海人口——包括国际租界、法国租界、租界外的市区以及近郊，一九一〇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万，一九二七年为二百六十万。一九一九年间，香港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在上海市南京路开了百货公司，是华侨势力伸入上海之里程。继而有香港上海银行公司与怡和洋行的新式大楼在洋经滨建起。
一九二五年以后，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开始有华人任议员；上海近郊则有中国人的行政自治机关，一九二七年并人大上海区之前是相当自主的。公共租界内有中国纳税人协会的组织，另外有许多企业人组成的商会，以上海总商会的势力最大。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大老板组成了企业家的新阶级，和地主士绅有往来，但不听其指挥。这种新兴的地方商绅阶级以上海的最为明显，他们不让政府管到他们头上来，自己从本地读书人里选任官吏。他们的官僚都是就地取材的。
新兴企业人阶级的迫切要求自治，不逊于发起五四运动的学界人士。实业家们多赞成教导实用主义而重视个人的新式教育。例如，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就曾得到势力颇大的江苏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一九二〇年代的学界和企业界往往因亲戚关系而联合为一体，例如，曾国藩的女婿是上海兵工厂厂长聂仲芳，而聂的诸子都成为纺纱厂老板，其中聂云台还兼任上海总商会的主席。
上海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其自创的组织。一九一七年发行的《银行家周刊》，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设组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上海的这个先例，引起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各市也都成立银行公会。至一九二〇年，各市联合组成中国银行公会。另外，纱厂老板们也组成全国性的公会。这些组织研究世界市场，不再像往昔商人只以独占为目的，而是注重扩张成长，有国际观。有些大银行家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