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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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布局行动
。 幌子行动
。 虚假救援行动
。 破坏行动
。 诱捕行动
这份文件题为“神奇方法及实验”，提及了“暴力合法化”、“编造目标对象内心的体验应可以接受，而他们本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以及“优化欺骗渠道”等说法。
这类以监控和影响网络传播和散布在线虚假信息为目的的政府计划，长期以来都是人们怀疑的对象。哈佛法学教授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是奥巴马身边的一名顾问，也是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局前主任，同时也是白宫委员会任命的审查国安局行动的负责人，他于2008年曾撰写了一份颇受争议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安排诸多秘密特工和假冒的“独立”倡导人“有意识地渗透”到在线组织、聊天室、社交网络、网站以及线下激进分子组织当中。
这些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的文件首次披露，这些欺诈手段和伤及名誉的颇受争议的做法已经从提议阶段进入到了实施阶段。
所有证据都在强调针对公民的一条隐性规定：你若不构成威胁，那么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你支持也好、容忍也罢，只要不多管闲事，你就不会有事。换言之，你若想不被视为图谋不轨，那就要多加小心，不要激怒手中掌握着监控大权的权威机构。这一规定是在鼓励被动服从和俯首帖耳。确保能“保全自己”的万全之策就是闭口不言、唯命是从、奴颜婢膝。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交换还很具吸引力，足以让大多数人觉得监控手段并无害处，甚至还有益于民。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无趣，根本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我曾听到过人们有这样的说法：“我不相信国安局能对我这种人感兴趣”，“如果有人想了解我的无趣生活，那么悉听尊便”，或是“国安局不会对你祖母谈论自己的菜谱或是老爸计划打一场高尔夫球赛这类事情感兴趣的”。
这些人自以为不具威胁性，而且既然身为顺民，他们对自己不会成为有关部门锁定的监控目标深信不疑，因此对所发生的一切既不反对、也不在意，或是索性公开表示支持。
在国安局监控事件的报道发表不久，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劳伦斯·奥唐纳（Lawrence O’Donnell）对我进行了采访，他揶揄国安局仿佛是个“巨大的恐怖监控怪兽。”在总结个人观点时，他这样表示：
“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我对此并不感到恐惧……政府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地搜集（数据）反而令政府更难找到我……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理由来拿我开刀。因此，我觉得在现阶段我全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纽约客》的亨德里克·赫兹伯格（Hendrick Hertzberg）也明确对监控的危险性表现出不屑一顾，尽管他承认“情报机构的越界行为、过度保密和缺乏透明度还是有理由令人堪忧”，他还是写道，“就此也有理由保持冷静”。特别是，监控所威胁的“公民自由，似乎还是需要揣度而并不具体的抽象概念”。《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露丝·马卡斯（Ruth Marcus）完全错误地低估了国安局的权力，荒谬地宣称“我的元数据几乎从未被监测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唐纳、赫兹伯格、马卡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下，美国政府“的确绝无动机”去锁定他们作为监控目标，对他们而言，一个监控政府所带来的威胁不过是“需要揣度而并不具体的抽象概念”。这是因为媒体记者若将自己的工作当成对美国最位高权重的长官（总统先生，也就是国安局的最高指挥官）顶礼膜拜，同时为他的政党摇旗呐喊的话，他们是极少会铤而走险和当权者唱反调的。
当然，总统及其政策的忠心耿耿拥趸，以及不会引来当权者任何负面关注的好公民，自然没有理由去惧怕一个实施监控的政府。这在每个社会都是如此：不会提出挑战的人很少会成为压迫性措施的实施对象。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告诉自己说这些压制并不存在。可是衡量社会自由的真正尺度在于它如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边缘组织，而不是在于它如何处置忠顺良民。即便是在世界上最残暴统治的国家中，其忠实的支持者也不会受到国家权力滥用的侵扰。在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正是那些走上街头鼓动众人要推翻他的暴政的人遭到逮捕、酷刑和枪杀。穆巴拉克的支持者以及安安静静待在家中的人们则相安无事。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袖、共产党人、民权和反战斗士才是胡佛的监控对象，而不是那些循规蹈矩、对社会不公不闻不问的公民。
我们不应为免遭国家监控才被迫对当权者俯首帖耳。平安度日的代价也不该是对有争议或挑衅性异见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希望身处这样的社会：除非你去效仿那些体制内专栏作家的驯服态度和明哲保身的行事风格，不然你就会被找麻烦。
不仅如此，若目前当权的任何组织机构认为可以免受监控，则注定是痴人说梦。当我们看到党派意见是如何左右人们对国家监控的危险性看法时，即可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昔日的拉拉队长可能会瞬间变为如今的异见分子。
在2005年，国安局未经许可窃听争议人士，压倒性多数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人都认定国安局的监控构成了威胁。这其中部分当然也出于典型的两党之争的考虑：共和党的小布什担任总统时，民主党看到这其中有机会对他及其党派造成政治伤害。不过他们的恐惧心理很大程度确实属实：因为他们认为小布什存在恶意且具有危险性，他们认为被他掌控的国家监控势必也同样是一种威胁，作为政治对手的他们，更是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于是，共和党则对国安局的做法持更友善支持的态度。相形之下，2013年12月，民主党和进步党又成为国安局的主要拥护者。
有大量民调数据都反映出这一变化。美国独立性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相信为国安局监控所做的辩护，特别是“大部分美国人（56％）都认为，联邦法庭未能对政府反恐工作所搜集的电话和网络数据信息予以足够的限制”。此外“有更高比例（70％）的美国人相信政府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并非是针对调查恐怖主义”。另外，“63％的人们认为政府同时也在搜集交流沟通内容方面的情报信息”。
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美国人觉得监控本身的危险性已经远胜过恐怖主义。
整体来看，有4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美国反恐政策抱有更大顾虑，认为其在限制普通人的公民自由方面已经太过极端，还有3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担心政策对国家的保护力度尚远远不够。这是自该问题于2004年首度提出后，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首次显示，人们对公民自由的关注要胜过反恐保护。
政府反恐政策
皮尤研究中心 2013年7月17~21日，第10问。
对于那些已对过度使用政府权力和长期以来对恐怖主义威胁夸大其词有所警觉的人们来说，调查数据实属利好消息。可其中也凸显了一个明显的换位：在布什政府下，原本是共和党在为国安局撑腰，在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掌握了监控系统的控制权后，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的位置为国安局辩护。“在全国范围内，对政府大规模监控项目的支持力度，民主党（57％赞成）要高于共和党（44％赞成）。”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结果也颇为相似，显示保守派人士较自由派更介意国安局的监控。当问及“如果确有发生的话，你会对国安局的数据收集以及对你个人信息的使用会是怎样的态度？”48％的保守派人士表示“非常介意”，而在自由派当中这一数字仅为26％。正如法学教授奥林·科尔（Orin Kerr）所指出的那样，这其中体现出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局势与2006年相比出现了有趣的逆转，当时执政总统来自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当初，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75％的共和党人赞成国安局监控，而在民主党人当中，支持率仅为37％。”
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表格可以更清晰地体现这一转变：
对国安局监控项目党派意见的改变
对国安局监控项目所持观点
（有关问题措辞不同可见上表）
皮尤研究中心 2013年6月6~9日。数据间可横向比较。表示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的数据并未显示。
根据执政党的党派属性，支持及反对监控的言论明目张胆地在两党间交替换位。200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秀》（The Early Show）节目中，一位参议员对国安局大规模收集元数据的做法言辞犀利地大加批判：
我不必接听你的电话就可以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如果我可以了解你的每通电话是打给谁，我就能判断出你所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还可以了解你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侵入式的做法……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拿这些收集来的信息究竟有何用途呢？要知道，这些信息和基地组织毫无关系。……我们难道还要信任美国总统、副总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无误的吗？别指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言辞激烈批判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参议员就是乔·拜登（Joe Biden），可后来当他成为美国的副总统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民主党政府的一员，而他们的做法正是拜登自己曾一度批判的。
问题并非只是说明这些派系政治家都变成毫无原则的伪君子，除了一味追逐权力，并无真正的坚定信念——当然这一点也确凿无疑。更重要的是，这类言论揭示了人们对政府监控的本质认识。尽管存在种种不公，当人们认为政府的过分行为碰巧是在值得信任的仁慈之人手中掌控时，就会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认为只有当自己觉得会受到威胁时，监控措施才具有危险性或值得顾忌。
政府一直在说服大家只有个别具体人等才会受到影响，通过这种方法常常可以实现权力的极度扩张。通过让大家相信，无论对错，只有部分边缘人物才会受到监控锁定，其他人则可以默认甚至是支持这种压迫手段，而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此下场，政府一直都在说服民众对这种暴行熟视无睹。暂且不去考虑这一立场的明显道德缺陷，好比说，我们容忍种族主义，是因为种族主义只是针对少数民众；或者说，只要我们自己食物供给充足，就不屑于理会饥饿问题。这些几乎都是基于实用主义而被误导的做法。
正是这些自以为不会受到政府权力滥用影响的人们这种漠视甚至支持的态度始终在放纵政府权力的滥用，才使监控远远超过其最初的适用范围，直到权力滥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不过对《爱国者法案》的利用也许是其中最显著的最新事例。在“9·11”事件后，国会近乎全票通过了支持大规模加大监控力度和拘留权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即可查明并防止未来的攻击行为。
这其中的隐含假设就是，这些权力将主要被用于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穆斯林——权力的经典扩张方式就是称其只限于特殊人群，仅限于某种具体行为——也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一举措才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对《爱国者法案》的运用完全超出了其表面目的。实际上，自从该法案颁布以来，它就被大量用于与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毫不相干的案例中。《纽约杂志》披露在2006~2009年间，该法案支持的“偷窥”授权（即在没有立即告知目标的情况下授权执行搜查令）曾被用于1618起毒品相关案件，122起欺诈案件，而仅有15起案件与恐怖主义有关。
一旦公民默许了新的权力，相信这并不会影响到自己，那么就会实现制度化和合法化，再要反对则毫无可能。的确，1975年弗兰克·丘奇所获得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大规模监控所能引发的危险程度。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栏目中，他这样表示：
“这种能力可以随时转向针对美国人，若是当真如此，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隐私可言，因为一切均可处于监控当中，电话交流、电报往来，无所不包。普天之下，无处可以藏身。如果政府再由暴君所掌控……情报机构的技术能力就可以使得政府全面实施专制暴政，而且还绝无反击的可能，因为即便是最为谨小慎微的抵抗组织……都逃不出政府的手心。这就是这种技术的可怕之处。”
在2005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作家詹姆斯·班福特认为现如今国家监控的威胁，其可怕程度远胜过20世纪7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