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吟-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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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是有人搞鬼,是一个大鬼。”
“是谁搞您的鬼?您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知道得清清楚楚。”
“那是谁呢?”
“是谁,我不能告诉你。早两天来问,我会讲,今天,我不讲了。”
“那是为什么?”
“人家已经倒了霉,我不能落井下石。”
“那是谁呀?我们这儿谁也没有倒霉呀!”
“你不晓得,你在门诊部怎么晓得!哦!你的男人是邬中吧?”
“是啊!”
“那你怎么不晓得?”
“您是说彭司令员吧?”
“就是,就是。”
“嘻嘻嘻……!”刘絮云快活地甜笑起来,“我说您怎么那么大火哩,原来您是怀疑他搞你的鬼呀!您错啦!怪错人啦!彭司令员本来是好心,他叫我们方主任给您看看病,好把您从拘留所接出来送去疗养,风声一过您就可以回来。谁知我们那位方主任心里想什么,借了这个机会想把您害成傻子。您想,好好一个人给你用电疗,你的神经受得了?没有变傻子是您体质好,不然,您还能这么清醒?”
“你讲的是真话?”胡连生放下筷子望着刘絮云。
“唉!”刘絮云只顾自己往下说,“也难怪您觉得到处都是阴谋诡计,我们这儿搞阴谋诡计的可真是不少,自从您出事儿以后,管理处长的位置就空出来啦!师一级的职位,谁不羡慕啊!在管理处下属的一批科团级干部就算我们方主任级别最高,人缘关系最好,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你在门诊部工作,你应该晓得嘛!”
“我又没有钻进他肚子里去;再说,我那回到医院讲了不给您用电疗,他知道以后还恨着我呢!处长,您给我想个办法调调工作吧!我不想在那儿干了。”
“慢点讲你的工作问题,你先给我讲清楚,你怎么晓得彭其的本意是……”
“我当然晓得,邬中不告诉我呀?”
“哦!是的。”
到此,胡连生的注意力已被刘絮云的谈话紧紧吸引住了,他停止喝酒,也不吃东西,专心致志来思考其中的各种复杂因果和前后左右的联系。虽然他刚才喝了酒,但喝得不多,只达到他的海量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不会影响思维,还会因酒的兴奋作用促使他敏感灵活。目前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感到思路紊乱,反应迟钝,刘絮云讲的问题不能在他头脑中清晰解剖开来,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模棱两可,得不出准确的和肯定的答案,看来是电疗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最后只得摇摇头说:“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你不要跟我讲了,我搞不清楚。”
“您是不是疯子这您搞得清楚吧?”
“那我清楚,我不是疯子,我心里明白得很。”
“他们把好人拿来搞电疗,这是事实吧?”
“这是真的,我一世也不会忘记。”
“是我们方主任把您送去的,这个您记得吧?”
“记得,两个大个子兵抱着我上车,我还打了方鲁一个耳光。”
刘絮云噗嗤一笑,故意用言语刺激他发火,说道:“我说您哪,现在这一阵子好像是什么都记得,过两天您就啥也记不住啦!我倒是相信我们方主任的诊断,他说您是疯子,我看不假,休息一段以后还得去上电疗,不上电疗怎么行呢?有病不给您治怎么行呢?”
“你住嘴!”胡处长果然发火了,“我要揭发他们的阴谋,娘卖X的江醉章,不晓得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要把我们红军杀绝。彭其成了反党集团,陈镜泉逼得连话都不敢讲,我,成了疯子,娘卖X的!想用电疗把我整死。都是他们搞的,都是这些臭笔杆子野心家,一肚子的鬼。我要上北京去,我要去告发他们。红军还没有死绝,我到北京总能找到几个人。你看我告不告?我一定要告。他们想夺权,想翻天,想把我们都打倒,好让他们来。你以为我很想当这个管理处长?我早就不想当了,没有文化,工作困难,但是你要来抢,我就不给,坚决不给!我要交就交给一个好人,能做好事的人,阴谋家,不交!”
“您不交能行?您是疯子,谁还听你的?”
“再听见有人讲我是疯子,我就要打他娘卖X的!”
“人家有证据,我们方主任是医生,他诊断您是疯子有科学道理,您说您不是疯子您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根据?”
“我心里清楚,这就是证明,我能把那几天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方鲁是怎么给我看病的,他怎么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我心里想些什么,我都能讲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一个疯子是那样清楚的?方鲁给我看病,他看什么病?问了我几句就下结论了。”
“他还给您做了脑电图,证明是您过去留在里面的一小块弹片引起思维紊乱。人家有科学根据。”
“屁!他给我做什么脑电图?我在那个拘留所,做什么脑电图?”
“后来在医院给您做了。”
“医院做了,我晓得,是做了一个。我怕他们搞鬼,做完以后,我把脑电图抢过来,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故意按得很重,是这只右手的大拇指。你们可以叫保卫部化验化验,有我的指印就是我的,没有我的指印就是假的。我早就防了他们一手,想搞假的搞不成。你以为我不清醒吧?你看我清醒不清醒?我清醒得很。”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太好啦!”刘絮云意外地听到这个情况,高兴得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
“跟阴谋家打交道,就是要动点脑筋。”胡连生也为自己的高招十分得意。
“您这个话能不能写出来?”
“写出来做什么?”
“写出来去告状,要求保卫部门化验脑电图。我们邬中目前正在北京,我可以给您寄给他,一直告到北京去。”
“我不要他去告,要告我自己去。”
“您总得写出来呀,不写,人家怎么拿去研究?”
“我不会写。”
“您就说吧!我来给您写。”刘絮云说着便拿出钢笔来了。
“不,不要你写,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谁晓得你写些什么!”
刘絮云有点着急了,眼看就要得到的意外成功却又遇上了困难。怎样才能使他钻进圈套呢?他对任何人都抱着戒心,他又是那样不易受挑拨,他自以为正直,其实是个蠢人。对待这种正直的蠢人,因受了损害而变得十分过敏的人,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诱使他上当?这是一个难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精明的刘絮云这时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好用了,在一个蠢人面前显出了自己更愚蠢,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她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办法,只得拿出最后的也是不太可靠的一手来试试了。
“处长,”她说,“现在有很多同志为您打抱不平,其中也有我一个,大伙儿都担心您可能过一段又要去上电刑,一个老红军,受过五次伤,六十以上的人了,哪里经得起那样的折磨!大伙儿商量着,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门诊部很多医生护士都对方主任搞阴谋害人很不满意,可能会要找他问个清楚的,到时候您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作证?”
“作什么证?”
“就是刚才讲的指印的问题,您只要把您在脑电图上按过指印的事儿一讲就行了,一查就会查出真假来。其实,您不讲也行,反正以后去受电刑又不是我们去,我们不过是在旁边看不过去,才冒着得罪方主任的风险,自己站出来说公道话,您实在要不能作证我们就算了,公道话也别说了,自己管着自己,何必操那些闲心!您不作证,大伙儿都被动,目的是为了您不再受电刑,您倒反而害得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是要我证明按了指印?”
“是啊!”
“那有什么不能证明!我是在上面按了指印嘛!又不是假话。”
“到时候我来请您去作证,您能去吗?”
“那有什么不能去?就是要搞清楚嘛!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嘛!我讲了的话我都负责,我不怕惹祸,脑壳掉了碗大一个疤。”
“那好,咱们就说定啦!”
“要说什么定!我该去的我就去,我该讲的我就讲,我不会搞阴谋。”
“到底还是胡处长,”刘絮云把最熟练的一招拿出来了,“真是个爽快人!人家都说,咱们兵团只有胡处长最光明正大,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
“不要给我灌米汤,想把我灌糊涂了?不听,不听!”胡处长重新拿起酒杯,“你要没有事了,走也要得,坐一下也要得,想吃酒也要得,就是不要灌米汤。”
他这一说,把刘絮云的嘴巴堵得死死的了,走也不好,坐也难堪,喝酒更不能,一时不知怎么办。嘴里无话,心里着慌,只得又拿出一条小手绢来,毫无目的地在手背上揩了又揩,揩了又揩……
门被推得轻声叫了一下,胡处长只顾喝酒,没有注意;刘絮云敏感到了,密切注意着来人是谁。
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是从不登门的赵大明。
赵大明究竟来干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反正他不可能是来找刘絮云,而是拜访胡处长的。可是,当他愣了一下又冷静下来开口说话时,才知道他正好是找刘絮云的。
“哎呀!”他说,“找得我好苦!我猜想你可能到这儿来了,果然不错。”
“找我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咱们的事!”
胡处长抬头看了看赵大明,只知道他是唱歌的,唱得不错,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请他就坐。
“胡处长,您喝酒啊?”赵大明有礼貌地搭讪一句。
“唔。”胡处长不热情也不反感,只是显得有点架子。
“我跟你说呀,”赵大明对刘絮云说,“我们的人可是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来催,那个来催,一定要我找你问问什么时候行动,要是北京来电话催反党集团的补充材料,我们还没有搞出证据来……”
“出去说,出去说,这些事儿不要打扰胡处长了。”刘絮云焦急地瞪了赵大明一眼,立刻起身。
“你们讲嘛!什么阴谋诡计我也不听。”胡处长埋头选着肉皮说。
可是刘絮云已经拉着赵大明走到门口了,回过头来向胡处长道了声“再见”,便急急忙忙走下楼去。
胡连生抬头望着他们两个离开,忽然产生了怀疑,心里在想:“什么?北京……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有鬼!有鬼!阴谋诡计,要防他们一手。”
第二十四章 感情·理智
五月的北京不冷不热,而徐秘书受不了。他在几小时之内从南方海边飞到北京来,气候整整相差一个季节。单纯是冷热的变化只要多穿点衣服就行了,最要命的是湿度变化之大使人无法适应。昨天上午在南方上飞机,他穿一件单军装还汗流满面,因空气潮湿,全身没有干过,而且总是感到脸上、脖子上到处是黏糊糊的,那滋昧不太好受。他指望到北京以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刚下飞机时也确实是满意的,可是不久,干燥使他受不了。其实,五月的北京并不是干燥季节,对本地人来说,这是比较舒服的日子;而南方人跑到这里来,恨不得马上回去。徐秘书不停地洗脸,陈政委离开招待所以后,他几乎一直在洗脸。总觉得脸上很快就会开裂,眼睑里面无时不夹着灰尘,很少咳嗽的人也有点咳嗽了。他看到那些从兰州来的军人活蹦欢跳,非常羡慕他们,问他们那里怎么样,回答是:比北京干燥。徐秘书暗自嘀咕:“可不要把我调到兰州去。”
二十六岁的徐秘书已经跟随陈政委到北京来过多次了,永远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无论春夏秋冬四季,任何时候来都是一样。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这里每天都有最新最快的爆炸新闻,大字报的编辑们往往是画一个硝烟四散、弹片横飞的图案,旁边写上“爆炸新闻”或“最新消息”的字样,以引起读者们重视。凡有这类大字报出现,照例是要围上一大堆人的,一般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造反者,最注意的就是这类大字报。面徐凯却并不抓紧陈政委不在的时机上街去走走,对爆炸新闻虽也有兴趣,但他能够控制自己。他只是一个秘书,又是很年轻的秘书,首长身上的重大责任不需要他分担什么,他只要按照要求认真地办事,像邬秘书一样,任何时候也不激动,不发愁,不着急,不失眠,有条不紊地行使职责就行了。但这个小伙子有一个至今不能克服的毛病,就是常常要带点感情到工作中去。他从道理上知道,秘书工作不宜带感情,而实际上总是做不到。从南隅飞到北京,陈政委一路上沉默寡言,就连飞临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闹的武汉上空,也不探头看看底下的情况,始终那么默默地坐着,闭目养神。徐秘书知道,他的闭目并不是为了养神,而是为了当前的斗争。他的处境非常困难,身体又很不好,要承受来自上头的压力,又要抗住来自前后左右的夹力,还要抵御心脏病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