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影-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仙的宫殿”了，家人的涕泪和呜咽，在他仿佛是登天的神舞仙曲。
至此，对一个人一生的叙述也将要结束。当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他和一批同样年轻的才子生活并成长于战火和革命降临前的中国黄金岁月里，尔后，我们看到他萌芽中的文学天才迅速地被掐灭了。我们的主人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绅士？海上才子？浪荡子？三流诗人加摩登男子？出版家和招摇的文学纨绔子？一个爱惜羽毛又不小心沾上了一生洗不去的污渍的人？那些事件、变化着的环境，成就着一个人，也禁锢着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面目往往变得模糊，倒是历史总是要挤到前台来。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附记：余烬的余烬
日前看到署名Celine的文章，《上海滩最后的“小开”》，记载了邵洵美的长子邵祖丞在新时代的生存境遇，摘录附记于后，也可算作“余烬的余烬”：
５０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２０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糊涂地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邵洵美被捕入狱，受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光”，从校办工厂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
这期间，他的母亲离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压力下，他的妻子——一个端庄、秀气的中学俄语教师——也和他离了婚。
邵洵美的问题在三年后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无罪开释，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邵祖丞终于得以返回中学教书。但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这种人注定是跑不掉的，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子是“牛鬼蛇神”，所谓一丘之貉说的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家。邵祖丞在学校里被斗得要死，这是因为，一，他是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孝子贤孙；二，这人教英语课时居然全部用英语讲课，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什么？父子两人被赶得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邵祖丞只好睡在地上。工资是早就停发了，只好靠着一点生活费苟延着时日，还得提心吊胆去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批斗检查和抄家。
晚年的邵祖丞，退休后住在10平米左右的亭子间里，这个当年的新潮音乐追逐者已经远离了音乐这一人世间的奢侈物。他每天自己买菜、煮饭、洗衣，每周还要安排三天，为中学生补习英语，借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工资毕竟太有限了。没有学生来的时候，他多半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亭子间里，看电视，抽烟，静静地想些什么。
Celine的职业是记者，她总是习惯于打量别人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怀旧情结的年轻人，她对大家族后代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她踏着阴暗而逼仄、吱吱作响的小楼梯找到闹市一隅那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再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老人了”。这个在流行歌曲中长大的年轻人，惊异于老人能以如此超然和淡泊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家族的变迁。上述采访中，不时有学生进来找老先生补习英语。
或许是故事结局的过于凄惨让Celine神情落寞了，告别时，过意不去的老先生这样安慰她：“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没有失败。况且，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邵家和盛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邵、盛两家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上半辈子，已富了四代了，严格来说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该吃点苦头了吧。所谓便宜不可以占尽……”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福，又名平复、少雄，笔名有金桥、赵横、刘志清等。
1902年9月28日出生于宁海城西。“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给柔石以深刻影响，后参加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走上文学之路。1925年元旦，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同年2月，赴北京大学旁听，专修哲学、英文，兼听鲁迅所授之《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第二年因经济拮据而离京南归，为职业奔波于沪、杭、甬之间。是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甚为震怒，作散文《诅咒》及小说《旧时代之死》以抒愤。1927年执教宁海中学期间，自编《国语讲义》及《中国文学史略》授课。翌年6月间离乡去沪。
在上海，经王方仁介绍结识鲁迅，创作益勤奋，先后出版《三姐妹》、《旧时代之死》、《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并翻译苏联及北欧文学。是年冬，在鲁迅领导下创立朝花社，发行《朝华旬刊》、《艺苑朝花》诸刊物。1929年初受鲁迅委托，接编《语丝》。翌年2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5月，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以“左联”代表身份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牺牲。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1）
他的父亲起先是个农民，他的母亲，是宁海县城一家小豆腐店老板的女儿，到这个叫福的男孩出生的第二年，他父亲在城里西大街的市门头一间租来的屋里开起了一家贩卖海鲜的咸货店。店号“赵源泉”，显然寄托了把这个小店视为赵家日后经济生活来源的期望。这种江南县城小商人家庭式的拮据、勤俭与操劳，以后将一直是这个男孩成长、生活的经济背景。那是新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天朝正背负着巨额的赔款趔趄前行。在这个古称“缑城”的浙东小城，一个叫王锡桐的乡村秀才带领愤怒的农民烧掉了传教士的天主教堂。一把火的后面又是13万两白银的赔款，这给本就年成歉收的萧条日子又降了一道寒霜。但恰逢这个男孩出生的那年（1902年，时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年景还算不错。那时他们租住在城里西方祠前一个华姓人家的房子里，站在华家大门前望去，稻田一片金黄，男孩的外婆不禁喊道：呵，好个熟年儿，一个上好的熟年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属虎的男孩出生时的吉兆将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4月是个残忍的月份。当呼啸着南下的寒流驱跑了前几日还酒浆一样流淌的春阳，天地又回复了隆冬时的萧瑟。2002年4月，我来看他，双脚沾满泥泞。站在许广平题写的故居门前，放得很轻的脚步还是惊飞了庭院里觅食的一群小鸟，扑喇喇地飞上屋顶。其实也只是来看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那几间屋子。看了他的房间，他的床，他用过的桌子椅子和识字课本，我很快就出来了，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山城里走。一只黑狗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就这样来到了那条沿城而过的大溪边上。雨后的溪水奔涌得浑浊而激情，看着灰色的天空下挤在一处的闾里人家，忽然想起电影《早春二月》里，孙道临演的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也是这样的天气。溪水打湿了脚，这情景让我很不相干地想到鲁迅当年说《二月》时的话，“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回去的时候，大巴又经过了那几间上午造访过的屋子，小桥边，一个瘦小的老妇人向我们招着手。风很大，她一直目送着我们。她的头发是秋后经了雨水的稻草那样的一种苍然的白。同车有人说，她就是柔石的女儿。她？女儿？有一瞬间，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个老妇和印象中那个还不脱稚气的青年联系起来。是的，死者是不会老的，时光的箭矢再也不能穿过他，在时间的河床里他是永远的三十岁。而那个看起来像他祖母一样老的他的女儿，还记得年轻的父亲的音容和笑貌吗？那一刻忽然心里钝钝的撞了一下，为这个家族的故事，也为流动的时间和停滞的时间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的相遇。我忽然感觉到了他，一个年轻的生命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我走进那幢百年老屋时并没有如预想中的出现。它的出现，全然因为那个站在风口在我的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小的老妇。
好了，接着来说他的故事。因家境的拮据，这个小商人家的男孩十岁才开蒙。小学校的旁边，就是那个被明成祖朱棣磔杀的方孝儒方正学先生的祠堂，男孩不知从何处竟觅得了这个道德家的一帧木刻画像，题上“永远保存”，装上镜框挂在了自己的居室的墙上。好多年后——那时他已经死了——鲁迅这样说到他和那个缑中乡贤：“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顺便提一下，男孩的出生地宁海，清代辖属台州府。
男孩小学毕业就到台州去念书了，可是那所学校学费昂贵，他听说省城杭州有一所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以享受官费，就决定中途退学自修，准备报考那所学校。1918年初秋，改名为赵平复的少年从北乡的薛岙埠头坐上“宁波航船”，转道宁波从招商局买了一张开往上海的轮船票，到了上海又坐上开往省城杭州的火车，来到了位于西湖边上旧“贡院”院址的浙一师。同学多为贫苦子弟。学校不仅免学费，而且食宿便宜。赵平复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向父母汇报在学校里的心情，“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一种道德使命感的驱使，他的日子过得像一个苦行者，“于身体则晨昏谨慎，饮食适宜，于功课则克勤自进，努力前行，修养品性，完善人格……”到读书的第二年，寒假回家，赵平复就和老家一个老童生的女儿结婚了。这个还未脱尽童稚味的青年很快就做起了父亲。可在他毕业前，他未满两周岁的儿子染上了麻疹——“鼻息的呼引如风箱一般”——针药无效，竟然夭亡了。接到消息时他在杭州，他感到“心，如蔽了一张黑布那样”。
他变得怕回家。放假了，同学星散，他一个人待在空旷的校园里，要么就在夜色下的西湖边像个疯子般乱走，走得心力交瘁了才回到学校，把自己交给逼仄板床上的睡眠。一边是夫妻间的琴瑟异趣，一边是年轻人对爱情的天然的向往，这撕心般的纠缠中他只有把自己交给或许也并不可靠的文字，涂抹日记以遣闷怀。同学都在轰轰烈烈地恋爱，那湖边的爱情带着江南水汽的迷蒙，也带着那个年代新青年的革命腔加文艺腔。只有他，只是“看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