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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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英在家只待了一年，宣武帝元恪就恢复了他的封邑，还了他的官位，代理征东将军之职。这是因为京兆王元愉造反，宣武帝环顾朝野，发现他才是负责讨逆最适合的人选。
宣武帝一朝，困扰最多的是宗室问题。宣武帝靠着兄长的意外被废，才得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对于与自己同姓的宗室，潜意识里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叔叔元禧的无故造反，对于他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元禧死后，他把政事更多地交给了高肇来处理。
论血缘和感情，宣武帝与高肇之间的确亲。高肇的妹妹是宣武帝的亲生母亲，他的侄女，则是宣武帝后宫宠爱的贵嫔。不久后，高肇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也就是孝文帝的妹妹高平公主。与皇帝有这三层关系相连，朝廷上下，谁敢不对国舅爷敬畏三分？
然而高肇本人，却很缺乏安全感。他在朝中时日短，根基浅，更谈不上功勋和学识，要想在政坛上生存，就得拉帮结派，培养势力。
上面的人有心结交朋党，下面的人有心攀龙附凤，这是典型的供求搭配合理的经营模式。日久天长，投靠高肇的人多了，他的胆子也跟着大起来了。对于异己，尤其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散骑常侍赵修、冠军将军茹皓等人，他想方设法要置之于死地。
北魏迁都汉化，全盘搬用汉人的政治体制，文化上大有长进（比如儒学），腐化程度也大有长进。想要挑出几位没毛病的官员，还真不那么容易。高肇四处搜集赵修、茹皓的罪状，成果颇丰。他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和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向宣武帝亮出手中掌握的证据，将两位不可一世的人物给扳倒。
赵修仗势骄恣，茹皓弄权纳贿，朝野共愤，死得并不冤枉。可告他们的高肇又何尝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证弄死“眼中钉”茹皓，他不惜诬告，说茹皓伙同其他几名皇帝亲信，密谋拥立北海王元详作乱。
把皇叔元详牵扯进来，是高肇扫除异己行动的一部分。六辅失权时，只有元详不降反升，位在高肇之上，又与茹皓等人往来密切，高肇嫉恨已久。这一招，是高肇的杀手锏。
高肇的证据并不充分（本来就是，元详虽和元禧一样，是个贪横无耻的亲王，欺男霸女的事干了不少，但并没有想过自己当皇帝。无中生有，实在有点难为我们的高国舅了），但在宣武帝面前正好对路——叔叔兄弟抢皇位，是他最怕的事。他召中尉崔亮入内朝，弹劾元详“贪淫奢纵”，又以“怙权贪横”的罪名，赐死茹皓等人。
至于元详，宣武帝不想杀他，名义上下诏免他死罪，废为庶民，暗地里把他软禁了起来。半个多月后，他的家奴想救他外逃，事情败露，他终究被秘密杀害了（很可能也有高肇的授意）。
黑吃黑的结果，高肇连胜两局。他的气焰愈加嚣张，将魔爪伸向了后宫，支持侄女高贵嫔抢班夺权。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皇后于氏莫名其妙地去世，人们传说是高氏下的毒手。
于氏生有一个皇子，名叫元昌，当时是宣武帝唯一的儿子，才三岁，高肇和高贵嫔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将来可能登上太子之位的小孩。乘着元昌突患急病，高肇私下贿赂侍御师王显，让他有意延误治疗措施，不出几天，元昌就夭折了。
宣武帝痛失爱子，却怀疑不到是高肇做的手脚，宫内外的零星传言早被高肇的人严密封锁。正始五年（公元508年）七月，贵嫔高氏被册封为皇后，高家的权势更大了。（高肇专权施政，改动了许多过去有效的制度，以至怨声载道，人心愤怒。立高后之前，素来不问政事的彭城王元勰都出面反对，宣武帝执意不听，可见这时的高肇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仅过了一个月，京兆王元愉声称得到密报，高肇弑杀了皇帝（“高肇弑逆”），并以此为名，在信都（今河北冀县）城南登坛即位，改元建平，起兵造反。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弟，他既讨厌高肇，又讨厌兄长宣武帝。孝文帝在位时，他做徐州刺史，爱上了一个姓李的女人，纳她为妾。宣武帝即位后，为他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他不喜欢，心中独爱李氏（对于感情的专一在亲王之中倒是难得），两兄弟因为这事闹得很僵。有人告元愉贪赃，宣武帝把他召入内宫，杖击五十，外放他到冀州做刺史。
元愉越想越不平，宣武帝对另外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非常好，却对自己这么糟；而且可恶的高肇也总在宣武帝身边说自己的坏话。他一赌气，便杀了冀州的长史和司马，扯起大旗自称皇帝。
元愉贵为亲王，兵力和号召力却很弱。宣武帝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行冀州事，前往讨伐，又重新把元英搬出山，以为后继。然而，根本用不着元英动身，元愉已经被李平以及驻扎在北面定州（治所在中山）的安乐王元诠打得丢了信都，出逃被擒。
宣武帝派人把他带到洛阳，打算当面训斥。高肇深恐夜长梦多，买通了押解的人，在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将元愉给做了。（元愉次子元宝炬日后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造反不成的元愉，在死后二十七年，阴差阳错地被儿子追尊为文景皇帝）
高肇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人——反对立高后的元勰。他知道元愉在徐州时与彭城王元勰关系不错，而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长乐郡的治所也在信都）潘僧固，被元愉胁迫参与了谋反。他便找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以官位做诱饵，一同诬陷元勰里通元愉，借此报复元勰。
这状告得离谱，元勰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挂的都是虚职，终日里以写文撰记度日，没有任何动机造侄子的反；对于元愉等亲王暴虐不法，他更是十分鄙视，怎么可能去蹚这趟浑水？
宣武帝对叔叔一向敬重，竟然相信了高肇与两名证人的一面之词，设下酒席，召元勰等亲王入宫赴宴。
元勰尚且蒙在鼓里，他的王妃李氏（就是李冲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因此并不愿进宫。宣武帝一次次派使臣召他，他才与李妃诀别，上了牛车进宫。
牛通灵性，似乎预感到宫内的气氛不对，在东掖门内（洛阳城的东南小门）的桥头止步不前，怎么打也不走。宫内又派人来催，随从无奈，挽着元勰才进了殿。
宴席散去，亲王们各自去侧殿休息。元勰刚准备入睡，一名皇帝护卫领着武士从门外进来，手中端着一杯御赐毒酒。
元勰不信皇帝会要杀他，申辩说：“我没有罪，请让我面见至尊（即宣武帝），虽死无恨！”
护卫答道：“至尊怎么可以再见呢！”（言下之意，宴席上已经见了皇帝陛下，现在赐你毒酒，就是要你死）
“至尊圣明，不可能无事杀我，是谁诬告我，我愿与他当面对质！”
旁边的武士得了高肇的好处，不耐烦地手举刀环，朝他打去。元勰大声喊道：“冤枉哪，皇天！我乃忠臣，却遭杀害！”
武士又用刀环狠命击打，连推带按地逼元勰喝下了毒酒，怕他不死，上前又补一刀。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由被褥裹着，送到彭城王府。按照官方的说法通报家人：彭城王酒醉而薨。
痛失丈夫的李妃号啕大哭，骂道：“高肇枉理杀人，老天有灵，必叫你不得好死！”元勰的死讯传开，皇亲贵族为之哀叹，平民百姓为之流涕。洛阳城内的和尚悲痛得一天不进米食，喝水充作斋饭。（宣武帝和高肇大概都不会想到，元勰的人望有这么高，若真有心谋反，恐怕这对君臣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真是讽刺之极）
元勰死时年仅三十六岁，谥号武宣王（与元恪的谥号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从感觉上说，武宣还略强于宣武）。他的第三个儿子元子攸后来做了皇帝，追谥他为文穆皇帝。谥法上说：“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经纬天地曰文；布德执义曰穆。”这四个字，元勰都受得起。可惜，他居然死于小人之手。
八、宣武帝失政
高肇杀了元愉、元勰后不久，被加封为车骑大将军，继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势，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乘着酒劲，挖苦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按你的杀法，差不多要剪除干净了！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篡了汉室江山；如今看阁下的样子，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
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不可以放松警惕，并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笑笑作罢，依旧袒护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孝文帝处理政事，极认真，也极负责。史载他“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的治世哲学是：“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身为执政者，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他最擅长的，是佛教的义理。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北魏中后期的皇帝，佛学的修养都不低，而以宣武帝为最甚）。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还大打折扣，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
比方说“俸禄制”，其本意是杜绝贪腐，改良官吏队伍。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不是发配就是处死。宣武帝呢，则纯粹随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处理。被杀身死的元禧、元详、元愉，一个比一个贪，倒台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打压他们的高肇，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一面下手比谁都狠：元禧被诛后，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的贵族，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也是一个劲地贪，只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
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魏书》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成帝和东汉的安帝、顺帝。以我看来，这是给了面子。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
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