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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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著,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二、强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