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刘伯温(实体精校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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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解释说:“你看它是条生命,其实是你站在它的立场上。你把自己当成禽兽,这种想法才能成立。但天下事都是公道的,你把自己当成禽兽,可禽兽却不把自己当成人。所以,二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杀禽兽,是因为我是人。”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而一旦有人具备后,前途将不可限量。方国珍在听到刘伯温发表的种种宣言后,心惊肉跳了好久。他特别担心元政府的高官们也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潜入刘伯温住所,用黄金白银闪耀刘伯温的双眼。刘伯温问来人:“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说:“您那妓女的比喻传到了我们大王耳朵里,我们大王心惊胆战,希望您看在黄金白银的面子上,向您的领导倡导招安我们大王,摈弃剿杀的政策。”
刘伯温说:“我呸,对待你们方大王这样的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办法。”
来人带着黄金灰头土脸地走了,回到方国珍处,惊慌道:“大王,祸事来了。刘伯温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国珍说:“不要慌,我们走上层路线。”方国珍走上层路线的方式是这样的:派人绕过正在围剿他的刘伯温,直接把黄金送到元大都,每个官员都分点。这些官员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人说好话。结局就是,元朝最高当局否定了刘伯温的建议和对方国珍的围剿行为。刘伯温得到这样的命令后,没有独自晃悠,也没有像着了魔似的絮絮叨叨,而是气定神闲地坐在桌子前画起了八卦图。
据说,画八卦图有助于精神放松和睡眠,而且能快速释放外来的压力。所以,当政府判他“羁管绍兴”的刑罚时,他面无表情,现在,他将有新的开始。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煎熬的三年羁管绍兴生涯。也就是说,现在,绍兴成了刘伯温的监狱。
但我们想错了。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满脑空白,呆若木鸡。
三年羁管岁月
悲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也就是说,地球就是个大监狱,万有引力就是镣铐,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终归要回来的。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阴冷的宫殿里,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众所周知,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场有点凄惨。乐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
其实,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写诗,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也就是说,对于刘伯温而言,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但开始时,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
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癫狂起来,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呕吐鲜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请来游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可还不如不醒,因为醒来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使他无法得逞。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终于醒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饭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说:“这就是监狱。”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说,“没有监狱。”
这是一个暗喻,刘伯温告诉我们,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哪里就是监狱,反之亦然。
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们知道,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43岁,四十多年来,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随便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能回答,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西方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东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一旦成功遥遥无期,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
刘伯温有智慧,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由于成功没有取得,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所以他不开心,所以就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惊世骇俗的纯净。刘伯温站在那里,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宣称不再禅让,而要家天下。时光如梭,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鹰钩鼻子、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光阴似箭,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就是不问世事,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突然一声马嘶,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而且还说出了“绍祚中兴”这四个字,“绍兴”就是这么来的。
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如果绍兴是座监狱,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张邀请函,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写诗,永无虚日。
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他可谓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高人。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当出名的,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是绍兴人,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也算得上是位“仙儿”。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他曾去过京师,偷偷与人说“乱且作”,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又仿照《周礼》著书一卷,说道:“我还没死,拿这个去献给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后,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伯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