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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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镇进行宣传，后又分组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宣传中，学生们作讲演，写传单，恳切动听，慷慨激昂，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使人们深深受到教育，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反日救国的决心。康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诸城县发生的这次如此强烈、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因而，确实受到了较深的影响。过去，康生是一个在列强瓜分中国面前，麻木不仁；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面前，无动于衷；在人民起来革命之时，冷眼旁观的人。
但通过这次运动，总算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五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我们既不能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
但是，又不能夸大这种影响，认为这种革命运动是他背叛家庭，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我们顺便评述一下，康生谈及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他向新西兰的著名共产党人讲的。他说：“一九一九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故乡。”
这段话纯属康生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起码迄今还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实际情况，他只是亲身“经历”了或“目睹”了，而不是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退一步说，就算他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摇摇小旗，呼呼口号而已。
自称“参加了五四运动”，显然是一个夸口之言，目的是想给人造成一个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假象。第二，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之说，也不属实。据可靠材料证明，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是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前后才创办的。而且这些刊物主要销于济南、青岛等几个大一点的城市。是否有少量流入诸城，是否影响到康生，现在无据可考。
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无非是欺人之谈。第三，所谓“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之说，纯属撒谎。康生硬是这样说，无非有两种可能：一
种可能是康生把家庭当时对他的威吓之言拿来当事实表述；另一种可能是
将他少年时，因打架斗殴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的丑事拿来进行加工而成。
第四，所谓“公开声明脱离家庭”之说，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他离家去上海大学，那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五年的事。离家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暑假，还同孟超、李宇超二人结伴同行回家看望过。而且在整个上海大
学的学习期间，其经济来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给。至于“改叫康生”，那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之后的事。1“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其家庭早就“划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说，他除了只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儿子张子石有联系外，同地主家庭毫无来往。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指出，康生的地主之家，几经变迁和父母的双亡，到解放前夕完全由其前妻和一儿一女维系着。他们相依为命，浑然一体。既然同儿子张子石来往密切，怎么能说同其家庭毫无来往呢！的确，康生同前妻联系是少些，然而这并非因为前妻是地主婆的原因，很大可能是由于有了曹轶欧的关系。再说，康生同其子张子石联系密切，也绝非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张子石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诸城后，随其母搬人青岛靠收租为生。后来，直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九四八年九月，康生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时，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才将其儿子引进解放区，参加了工作，随着也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就是说，“联系”在先，“入党”在后，而不是“入党”在先，“联系”在后。其实，假若站在革命立场上，将自己地主出身的儿子引向革命，培养人党，根本算不上同家庭划不清界限。可是康生为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家庭“划清了界限”，连“入党”与“魂系”，那个在先那个在后，也要违背历史事实地颠倒一番，可见，他真是用尽了心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改变的，走什么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不能说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决定了他一生只能反动。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有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走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要走向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即使参加革命之初还不能彻底背叛地主家庭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对于这一点，康生大概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是在真正背叛上，也就是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而是在编造“背叛史”上下功夫。然而，编造的“背叛史”毕竟不会成为事实的。
总之，康生在诸城的七年中，一方面过着富足悠闲的阔少爷生活，继续接受和扩大着地主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接受社会的，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其内心上唤起了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起码具备的反1　康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改名为张叔平，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后又改名为张沄（又写作张耘）。一九二八年改名换姓叫赵容。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了苏联之后才改姓换名叫康生。
帝爱国之心。后一方面的影响，对于康生在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可能起了重大作用，1但是不能把这一影响当作背叛家庭的标志。事实上，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康生在当时并没有背叛家庭，而且也没有想背叛家庭。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了背叛家庭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然而始终也没有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因而，地主家庭的影响一直象幽灵一样，缠绕着他，发挥着作用。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康生所作所为是有帮助的。
1　关于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因为在家赌钱输光了被家里撵跑的，也有的说，因为同其父亲的小老婆耍流氓，被其伯父打跑的。
第四章在上海大学
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离开了诸城，改名张沄（又写作张耘），到上海入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勾结又互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最先觉悟、革命力量集结的地方。一方面是黑暗和腐朽在积聚；另一方面则是新生和战斗，革命在发展。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熔炉。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个十里洋场，充满了各色人物，有开银行、剪息票的老板代表各种势力的政客和拥有兵力的军阀，有青红帮头子、特务和流氓，也有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者。当然还
有外国资本家、冒险家、投机者以及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没有祖国的亡命徒、杀人越货的海盗，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领事裁判权”的大纛下面接踵而至。他们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作最后的逋逃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个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交错下，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为中国共产党设立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方便。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它是一九二三年初，趁闹学潮之际，将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
由于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推举国民党老党员于右任1当了校长。但是于右任不过是挂挂名而已，实际上，学校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学校创办之初，李大钊同志就到校讲话，为学校制定了教育方针，建议设置社会科学、中国文学、英文文学三个系，推荐邓中夏、瞿秋白两同志分别就任总务长和教务长。邓、翟两同志到校后，掌握一切校务，完全按照党的要求经管学校。虽然，该校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被蒋介石封闭了，但是在其存在的四年光景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
康生一到上海很快进入了上海大学。他之所以要进上海大学，一方面是他在诸城受到新思潮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靠先进分子的引荐，再加上他1　于右任是李大钊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的经济来源不足，而上海大学学费低廉又不需要严格考试即可入学。他进了上海大学，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的大门。
康生在上海大学入的是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系的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史等。社会科学，由施存统主讲，课本是安体诚编的社会科学讲义。
辩证唯物论，先由瞿秋白主讲，后由萧朴生主讲，课本自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由李季1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本用的是李季自己编写的《马克思及其生平著作和学说》；政治经济学课本用的是德国博洽德著的《通俗资
本论》。社会进化史则是以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为课本，由李汉俊主讲。多数教员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颜悦色，真诚待人，常和同学促膝谈心。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政治、思想方面给学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正课之外，全校每月总要举办一两次关于政治形势的自由讲座，各班级也要分别组织几次学习会。学习会上，有时就学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报上的某些政治消息谈些看法，有时就期刊上的某篇文章进行座谈。
总之，学习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很受同学欢迎。
这所大学同别的大学相比，有个显著特点：革命书刊广为流传，革命空气甚为浓厚。上海书店特地在该校设了个书摊，摆了许多《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期刊，还有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和文艺书籍。同学们都踊跃争购争看，受其影响很大。该校从一开始就提倡把所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同学们不是关起门来读死书，而是经常深入工厂、街道、学校、机关，搞宣传，办夜校，积极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至于同学之间，更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学校的党团活动也极为活跃，不少革命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不断地被吸收到党团组织里面来。所以，上海大学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有不少老革命者经过上海大学的学习，才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社会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康生在这所大学里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过革命理论的灌输和革命空气的熏陶，取得了生平以来的最大收获。康生在上海大学所获，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康生在到上海大学之前，只有某些反帝反封的爱国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进了上海大学，在先后听了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接触了一些新思潮之后，感到马克总主义很新鲜，很时髦，确实与他过去所学的1　李季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那一套不同。在当时，他如同信仰过孔学、德国洋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信仰崇拜之心。
第二，投向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康生在入学半年之后，即一九二五年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康生究竟怎样入党？经谁介绍入党？履行了些什么手续？现在尚未查清。对于这个问题，康生自己先后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经陕西人王友直（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介绍入党。然而，王友直在延安时就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介绍康生入党呢！”一说是经李畔缓介绍人党。李也极力否认。又一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虽未直接否认，但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康生对自己的入党情况如此交待，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