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主编:张连红-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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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2年3月10日，日军在亚依峇旺落巴路口杀死了我的父亲。当时我才3岁。那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往淡边买货，当他骑到落巴路口时，突然听到大声呼救的声音，他就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却不幸被日军抓住。后来我们家人才知道，我父亲和另外三家人都被折磨并杀害了。与此同时，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哥哥及姐姐躲过了劫难。因为我母亲一个人无法抚养我们，我们在亲戚家被带大。现在，我的母亲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年幼时发生的这些悲惨往事的详情，我们既悲哀又愤恨。因此，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5日。　
陈佛兰31。　蒙难者：陈亚篮，男，43岁，菜农蒙难地点：　马六甲。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陈亚篮之子陈佛兰（Tan　Fot　Lan）；56岁；割胶工人，祖籍广东海陆丰，身份证号3400480，现住于森州柔河亚依峇旺，门牌8A　（No。8�睞；　Air　Mawang　JohoL；N。S。），邮编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亚依峇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6）　　　
投诉内容：　1942年5月10日清晨两点左右，日本宪兵到柔河亚依峇旺我家搜查，并抓走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往马六甲。两个星期后，我母亲到马六甲宪兵处查问，一个叫作陈德秀的日本宪兵告诉她，我的父亲已经被杀了。我的父亲被害时43岁，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被无缘无故地折磨并杀害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养我们四个从1岁到11岁不等的孩子，我的母亲吃了许多苦。我们在极度的贫困中生活，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无法接受教育。因为食物十分粗劣单一，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大受影响。如果那些日本兵没有杀害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我父亲被杀时已经是英军撤退、日本占领后的沦陷时期。基于以上事实背景，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及我们因此而遭受的痛苦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薛统生　
32．　蒙难者：　
薛狗，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薛狗之子薛统生（Sik　Sang），58岁，身份证号3062990。现住于No。50　So　Kg　Baru　Ulu　N　Sembilan，邮编71750。日本侵占时住址：　中心区。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内容：　我叫薛统生，住在No。50　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N。Sembilan。我父亲35岁时被日军抓夫，并遭日本人杀害。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说，我父亲是一个lawabding居民，受到人们的爱戴，没有任何仇人。父亲死后，我家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家庭的重担。我们没有多少食物和衣服，也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应该谴责谁？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日本政府应当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和我们所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郑春桂　
33。　蒙难者：　
郑锦云，男　
陈肴娘，女　
郑春金，男　
姚金桃，女　
郑鍊娘，女　
蒙难地点：　甘榜武外。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郑锦云之子郑春桂（Tee　Choon　Kuai）；61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2489104，现住于No。35　Rumah　Rakyat　Tanjong　Ipoh；　Tanjong　Ipoh；　N。S。。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神安池（甘榜武外）。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毫无道理地杀害了我们家五口人。那时我的父亲是在甘榜武外开小商店，同住者有母亲，刚结婚的二哥二嫂及二姐鍊娘。当时，日军开到我们店中，我只有9岁，日本兵押走父母二兄嫂及二姐，我无知地跟着父母，父亲好像知道不祥预兆，再三促我走开，不许我跟着，我便离开他们独自来到屋后不远河边的田野躲避，后来才知家人被害。惨案发生迄今已过半个世纪，但日本政府从未正视他们士兵犯下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受害者家庭公正合理的相应赔偿。日本国家执政者只能逃避一时，不可能逃避一世，日本政府如果有实行民主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愿，就应该以开明的态度处理这起惨案，负起责任，还我们受害者的血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2日。　
林明德　
34。　蒙难者资料：　
陈桃，女，38岁，家庭主妇　
王笑，女，19岁，家庭主妇　
蒙难地点：　德拉打。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日。　
投诉人资料：　陈桃之子林明德（Lim　Min　Teck），男，75岁，书记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203447，现住于No。32A，Jalan　3/40；　Taman　Pusat　Kepong；　K。L，邮编5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甘榜丁雅。　
投诉内容：　我林明德，于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南侵马来亚半岛时期，居于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甘榜丁雅。当年屋子是向马来人租的木板屋，中间隔开，一边是我外祖父经营的杂货店，也是他们一家大小的居所，他家人共五位：　外祖父、外祖母、怀孕的寡舅母，一岁半的小表弟、三岁的小表妹。另一边是我的家，父亲早逝，只有守寡的慈母陈桃38岁，太太（前妻）王笑19岁，大妹林亚宝12岁、二妹林玉梅9岁及我23岁（注：　因为我是养子，所以慈母只大我15岁，二妹后因与家人意见不和，今已失去联系）。当年我是自己经营用自行车载杂货到处去售卖。　
公元1942年3月3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了无人性、残暴似兽的日本军，使我失去敬爱的慈母及新婚七个月的贤妻。因为战乱而无法经营，生计顿陷困境，以及我兄妹52年的精神痛苦。　
事发当天，我和平时一样，早上八时，用自行车载着货物出门，离家大约一里就被日军拦住，命令坐于大路旁，与我一样被命令坐在那里的人约有二十多位，至下午大约一时多才被释放，我马上飞快地骑自行车回家。一到家门，外祖父即告诉我，慈母抱着小表弟和我太太、妹妹，跑去屋后草芭躲避日本兵。我马上就去屋后草芭找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那时我心慌意乱，不顾自身安危，回家骑了自行车又去神安池找。我一到神安池又再次被日本兵拦住，把我押去草场，命令我坐下，被令坐在草场上，那里大约有二百人，前后两排日本兵挺着枪对着我们，到下午大约四时才被释放回家。我不敢再去找他们，只好在家等，大约下午六时，大妹抱着小表弟和二妹，被一个好心的中年华人带回家，还对我说慈母和太太已遭日本兵杀害。　
大妹即对我哭诉，大约我离家20分钟，就有日本兵来我家。慈母害怕日本兵会伤害她们，她手里抱着小表弟，即叫我太太和两个妹妹和她往屋后草芭跑，跑到一间马来人的屋子，要求马来人同意进他家里躲，被马来人拒绝，只好又带着大家跑到一条小河边，眼见日本兵逼近，即叫大家跳进河里躲，身靠河壁，头上有河边的野草掩盖，所幸河水不深。可是不幸的是我慈母手中抱的小表弟年幼无知，放声大哭，被日本兵发现，命令大家上岸，要大妹抱小表弟，将慈母及太太的双手反绑，押着大家走，走到胶园有间木板屋前，那里早有几十个同样被日本兵押来的双手反绑的人。然后，日本兵间隔的把双手反绑的人一次两个押进木屋里，只见押进去后就没有出来。当慈母和太太被日本兵押进木屋时，大妹抱着小表弟和二妹一起站在木屋旁，慈母和我太太被押进木屋后，一下子，妹妹们就听到慈母的大叫声“我苦啊”，之后就不再听见她俩的声音，也不见再出来。后来，我妹妹看见一个会讲日语的华人，跟日本兵讲了一些日本话，接着就带我两个妹妹回我家。他名叫孙亚才，台湾籍的中年人。　
我十分痛恨日本兵无人性的残暴行为，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并带着小孩的妇人都加以杀害。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军队的暴行负起全部责任。日本政府应公开向我蒙难家属道歉，并给予下列损失合理的赔偿。　
（1）　我慈母陈桃和我妻王笑于1942年3月3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德拉打被日本兵杀害。　
（2）　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导致战乱，使我无法再经营生意所造成的损失。　
（3）　慈母及我妻的被杀，使我和妹妹这一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精神上的痛苦。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6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李谭明　
35。　蒙难者：　
李七，男，35岁，猪肉贩　
蒙难地点：　庇朥淡边路，申邦冷宜大桥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李七之侄李谭明（Lee　Tam　Ming），60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2473906，现住于No。112　Kg　Baru　Paroi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七是瓜拉庇朥Selaru的一名猪肉小贩，1942年，他仍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贩猪肉到附近村子里去卖。1942年3月10日，在他回家途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队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Simpang　Dangi把他拦了下来。据当时的目击者说，我的叔叔被日本兵带走了，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从那时起，我的叔叔就再没有回家。我的父亲被告知，我叔叔已经被日本人杀掉了。那些认识我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礼貌且工作勤奋的人。在他遇害之后，他的家人生活十分艰辛。是谁给我们造成了这些苦难？谁应该为这桩罪行受到惩处？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应不应该得到赔偿？我认为，这一罪行必须得到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7）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8日。　
陈娘锡　
36。　蒙难者：　
陈帝华，男，30岁，工人　
蒙难地点：　知知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帝华之侄陈娘锡（Chen　Ngong　Siak），60岁，胶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3400595，现住于No。66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Tampin；　N。　S。　D。　K。，邮编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S。。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陈帝华在知知港邱娇园工作。1942年3月18日，也就是他预定结婚的日子的前一星期，被日本兵用刀刺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30日。陈祖安　
37。　蒙难者：　
Tan　See　Kim，男，店员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Tan　See　kim之子陈祖安（Tan　See　Wan），身份证号0217897，现住于No。21　Taman　Pasir　Mas；　Rantau；　N。S。，邮编71200。　
投诉内容：　在日占时期，我的父亲Tan　See　Kim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的Terachi，是个店员，他被残暴的日军无缘无故地杀害了。在我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和祖母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养活全家，我们食不果腹，历尽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2日。　
李森　
38。　蒙难者：　
李振，男，38岁，耕种　
李华，男黄氏，女　
李华之母李华之子李华之女　
李汉，男李森，男　
蒙难地点：　柔河。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李振之子李森（Lee　Sam），61岁，胶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61364，现住于淡边新村38号，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地址：　冷宜冷甲。　
投诉内容：　1942年，在日本军队的一次搜山行动中，我和我的父亲各被日军的枪尾刺刀刺了三刀，但都被亲人救活了。我们能活下来可真是上帝保佑，伤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痊愈。但我叔叔李华一家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住在士勿，他家有五口人在日军的屠杀中丧生，他们是：　我的叔叔李华，他的妻子黄氏，他的岳母及他的两个小孩。两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才满月。我的另外一个叔叔李汉大概于1942年在柔河被日军捉走，再无踪影。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亲人的受害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9日。　
林三　
39。　蒙难者：　
Lim　Cheng　Siong，男　
Cheng　Sun　Teck，女　
Lim　Seng　See，男　
Lim　Seng　Yam，男　
蒙难地点：　Pertang；　N。Sembilan。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Lim　Cheng　Siong之子林三（Lim　Sun），74岁，身份证号3558116，现住于85，Bukit　Gelugor　KamPung　Baru；Kuala　Pilah。邮编7200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森美兰州Pertang的一个小村子里杀害了我的父亲Lim　Cheng　Siong；我的母亲Cheng　Sun　Teck；及我的两个兄弟Lim　Seng　See和Lim　Seng　Yam。我的这些亲人都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