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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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三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一讨,就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丰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8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力一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来充当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愈加被忽视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示樱吹悴破敫F苌儆腥斯匦摹按褥蟮男∈遄印薄R徊坑泄毓淄醯牡缡恿纾淙挥忻茄拐螅坪醪⒚皇艿狡狈看耙簧钡谋晏饴韵钥瘫。挂不顾惴洗蠖嗍说墓鄹小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第八章 “谋杀”同治帝?
【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又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和种痘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除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洁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瀓,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便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工“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便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都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给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自己这位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陪伴自己一同去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瀓。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一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陨。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壶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但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已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在《慈禧外纪》出版后,经多方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