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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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0月21日，简朴而郑重的赠画仪式，在总理衙门内举行。主持赠送仪式的，是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随行的有作为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卫三畏，此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中国官场有相当人脉。蒲安臣15岁的儿子沃尔特也随行观礼。
美国官方十分重视这次赠送仪式，美国国务院专门向蒲安臣发布了详细的指示，对仪式上的措辞等做了细致的安排。相对于官方的干巴巴的记录，小沃尔特在两天写给爷爷的家信中，生动地记录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的全过程，并且毫不掩饰那种能见到“控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欣喜。
根据小沃尔特的家信，举行典礼的地方，是总理衙门内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只有30平方米左右。显然，总理衙门内家具和装演之简朴，办事员们穿着之朴素，都大大出乎小沃尔特的预料。他所不知道的是，大清国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并且以恭亲王领衔，却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给总理衙门安排的办公室，相当破败，以此表达内心对“夷务”的蔑视。
中国官员们陪同美国人在圆桌旁坐下，蒲安臣身边是徐继畬，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上去“没几天好活了”；徐继畬边上则是主持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祥，在小沃尔特看来，文祥相貌堂堂，身材很好，充满智慧，“不像普通中国人”。蒲安臣事后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总理衙门的成员们都出席了仪式，但从小沃尔特的家信中，可以确认，总理衙门的一把手恭亲王没有出席。似乎并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显然，恭亲王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类似的礼仪性活动，虽然人们依然能随时感觉到他的存在。
蒲安臣首先发表了致辞。他说，华盛顿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光辉也必将闪耀在中国。他说，华盛顿所实践的，正是中国孔夫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美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加快改革和进步。他提到，徐继畬因写书介绍华盛顿及西方国家而被贬十多年，如今被重新重用，并且．主持重要的教育机构，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希望徐继畬能将华盛顿的思想传递给中国的年轻人们。
徐继畬做了答谢词后，众人就起立，围观那幅华盛顿的画像。并就广泛关心的中关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大人们讲话的时候，仆人们络绎不绝地端上了各种点心，把小沃尔特高兴坏了。细心的主人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刀叉，小沃尔特埋头苦吃他盘子里的各种糕点，而主人们也不断地给他添加，最后实在是吃得太饱了。在他的家信中，孩子还写道：“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好感。必须承认，中国人就是东方的新英格兰人（即美国人）。”
美国各大报纸对此赠画仪式都纷纷作了报道，一时之间，这幅画成为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国改革者们牢牢掌握权力，并且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象征。
美国干部
赠画仪式前几天，蒲安臣曾征询总理衙门意见，赠送仪式究竟在总理衙门还是在美国使馆进行。其实，美国政府很希望中方能同意在使馆内进行，但他得到了毫不含糊的答复：在总理衙门内举行。外交无小事，要在自己的外交部内接受国礼，这毫无疑问必须经过恭亲王的首肯。
那时的大清上下，对美国都充满了好感。列强之中，似乎只有淳朴的美国牛仔是真心帮助中国的，从“洋枪队”首领华尔到总理衙门的丁韪良等，都表现出了与他国人士不同的品性。甚至连美国派驻大清国的“钦差大臣”蒲安臣，也在国际纠纷中努力帮助中国，在解散阿思木舰队的复杂事件中，如果没有蒲安臣淳朴的协助，中英双方刚刚好转的关系将迅速降温，甚至可能爆发冲突。
蒲安臣的友善与能力，受到了恭亲王的大力赞赏。赠画仪式后，蒲安臣再度到总理衙门与恭亲王道别。此时，大清国正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西方列国巡回，恭亲王居然创造性地想到了由蒲安臣出任中国的“钦差”。在随后总理衙门为蒲安臣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亲自出席，并由丁韪良为他做翻译。在席间，总理衙门的二把手文祥郑重地提出了邀请。不久之后，卸任公使之后的蒲安臣，披挂上了正一品的顶戴花翎，在黄龙旗的护卫下，率领大清代表团走向了世界。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华盛顿。
中美之间的蜜月开始了，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太平洋，也都秋波荡漾起来了……
第十八章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当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訢，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仲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之前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的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覲見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吧。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覲見，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是个典型的“老秘”。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当斌椿从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中解放出来时，恭亲王却并没有放弃进一步走出去的想法，但他也似乎更坚定地准备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个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普安臣。
蒲安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35岁（1855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誉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的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关《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问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