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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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在于其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腐败的海关官员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为双方的共同“敌人”。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铁腕的李泰国也因此得到恭亲王的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一方面为购置舰队奔波，这导致了他与恭亲王的最后决裂；另一方面，他也为了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而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
因此，赫德认为，李泰国在中国官场的失败，其实是个性使然，他“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其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洋干部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赫德本人就十分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大清官场达48年之久，反倒令英国方面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
军旗
李泰国在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烙印：与恭亲王“合作”设计了第一面军旗。
购置阿思本舰队的工作启动之时，英国政府就要求这支舰队必须悬挂清晰的军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李泰国设计了一面军旗，绿色为底，配以黄色的“X”十字。
在他与阿思本签订的协议中，对此做了说明，之所以选择绿色，只因为从来没人将此作为海军旗底色，容易辨认（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也使用罕见的绿色军旗）。而“X”十字则是大英帝国国旗的基本图形，将“X’’十字换成黄色，融合了中英两国的元素，设计者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但这一设计遭到恭亲王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国旗必须是黄色，必须要有龙，龙必须在旗帜的上方，而且此前的中国官旗都是三角形的。李泰国最后综合了意见，新的军旗为绿底黄色“X”十字的长方形，中间是绘有蓝色龙的黄三角。
1863年2月13日，这面军旗在官方的《伦敦政报》上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面获得世界认可的军旗。
1864年l月9日，李泰国由上海起程，黯然返回并不熟悉的祖国英国。恭亲王虽然在政治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在经济上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补偿：多发了四个月薪水，另送了6000两银子，总计折合约14000多英镑，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的年薪才2300英镑。
经此事件，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而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当然，他们也被后世普遍看做一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看做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人证……
第十六章 谁家的走狗
【 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1866年4月5日，一份特殊的中央文件用快马送往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中央要求各省领导们，务必要对这三份文件认真研究，尽快回复，“共体时艰，勿泥成见”。
这三份文件，都来自英国人：
大清国的洋干部、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撰写的《局外旁观论》；
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撰写的《新议略论》；
英国公使阿礼国为提交《新议略论》而发出的一份外交照会。
这三份文件主题鲜明：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画圈圈。英国人尖锐地分析了大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后，督促大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
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掺杂着捍卫主权和面子，席卷大清国的高级干部。
绵羊为何作乱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其实在半年前就提交了（1865年11月6日）。1865年8月份，海关总税务司刚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正式厕身于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的行列。
这篇约4000字的建议书，是赫德以客卿的身份第一次向大清政府提交完整的建议，因此自称为“局外旁观”，以图达到“旁观者清”的效果。因为旁观，所以不必在乎大清官场的潜规则，话可以说透，甚至说绝。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赫德的指控包括：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
官员腐败––“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
官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伤，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干部人事制度务虚不务实––“俸满即应升调，于地方公事，未及深究，胥吏反得久踞衙署以售其奸。年满更换之说，尽属虚语”。
干部队伍彻底糜烂––“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
军队也被腐败侵蚀，毫无战斗力––“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平日挑抬营生，未经训练，一旦令其战阵，实驱市人而使斗；以刀矛为耒耝。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祗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军队甚至扰民––“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
知识分子毫不关心民瘼––“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甚至认为：“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竞致处处不服变乱！”在晚清西方人的观察中，几乎都认为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管制的百姓，但就是这些要求极低、仅得温饱即会热泪盈眶地歌颂伟大政权的“绵羊”，却不断地爆发群体性事件，乃至公然扯旗放炮。赫德这一指责，几乎一笔抹黑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对于外交关系，赫德指责中国官员“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试图对抗通商、传教自由以及条约体制，而两度陷于战败（指两次鸦片战争），“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服人”。“外国所请，以力可得”，如果建立条约体制，“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即有问故之患……兹仍贸贸而行必启外多进一步之衅”，“无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胜之势”。这话当然刺耳，却是实情，正因为西方“有必胜之势”，条约才是对作为弱者的中国的保护。他认为，中国必须与世界融合，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实行革新，则“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他提出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并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官，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设合资企业。
稳定压倒一切
赫德毕竟是客卿，毕竟是高薪聘请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锐的建议书，恭亲王只得暂时压着，不能报给中央，“未敢上渎宸聪”。但恭亲王对他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表扬：“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恭亲王此举，被后世不少人解释为大清中央对改革缺乏诚信，或解释为大清中央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猖狂进攻十分不满。而其时，恭亲王刚刚因规劝同治皇帝减少娱乐活动，多关注本职工作，而被这位轻狂的少年天子下诏“双开”，后经两宫太后亲自干预才罢休。这对于自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恭亲王，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他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转奏一个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利用老外们的“危言”，令中央“耸听”，从而得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个机会迅速到来。1866年3月s日，刚“进京三月有余”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交改革建议。这份改革建议以威妥玛个人身份所写，字里行间威妥玛都谦称自己为“弟”，但却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递交，阿礼国为此还发出了外交照会。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安排，内中大有乾坤。
尽管称兄道弟，尽管本身学养深厚，威妥玛却与受到大清官场热烈欢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儿乎很少有人喜欢他。大臣崇厚曾经说：“威妥玛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这个，一会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他。”
在这份名为《新议略论》的建议中，威妥玛提出了与赫德的《局外旁观沦》相似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缓不济急”，如果中国无法“借法自强，改革振兴”，那必然将招致列强更大的干预。
赫德在他的建议中，只提出违约启衅将引发中外冲突，威妥玛则干脆指出，中国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本身，就足以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因中外诸务较之从前颇为胶漆之至，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为直接而且透彻的是，威妥玛认为“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的关键，在于大清政府对内政的控制能力，西方本来并不想干预中国，但如果中国内政改革再不展开，则情况就难以乐观。
地方激烈反弹
收到了英国的正式照会，恭亲王只能向中央汇报，并将威妥玛与赫德的两份建议同时提交。报告中，恭亲王指责这两份建议“措词激切”、“恫词挟持”，“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这等于是否定了这两份建议的任何正面意义，而日后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亲王的口气，将这两份文件看做是“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同时认为，既然人家发出了言辞威胁，“若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