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列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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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斩砉埠凸⑷缃竦闹醒侵魅ü埠凸摹氨Ｖす笔保箍凭突嵯肫鹈拦缭�90年代就曾扬言，美国对“欧亚大陆”的霸权是“地缘战略的绝对需要”（布热津斯基语）。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4）
在莫斯科看来，美国的对俄战略是扩张性的，因而必然会引起疑虑。客观地看，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对俄政策屡有变化，总起来说可谓模糊不清。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并加以改正。它还应当认识到，美国要求有权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点深深触动了俄罗斯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主权国家不容侵犯这个原则上的切身利益。华盛顿还要明白，一旦美国真要超出伊拉克范围实现打先发制人战争的权利，那么俄罗斯作为世界核大国原则上也会认为自己有权进行预防性的干涉。美国在一定时期内是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还是承受不起同世界核大国俄罗斯进行一场严重的冲突。
美国也承受不起同中国这个世界核大国发生严重冲突。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主权国家不容侵犯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国的战略利益同俄罗斯完全一致，也几乎同所有的欧盟国家一致。除此之外，美中之间还有一系列战略上的利益矛盾。美国在日本、太平洋地区、朝鲜半岛的大量驻军，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装备，美国核导弹装备的多样化以及近来在中亚地区的驻军，所有这些活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引起了中国的疑虑。双方意识形态上的相互敌视也朝着这个方向发生作用。不过最近几年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在中国人眼里，美国的对华长期战略是看不透和危险的。美国人同样也看不透中国的长期战略。日本人觉得中国危险，因为中国拥有核导弹。
70年代初，美国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之后，早在里根当政时期华盛顿就考虑到，美国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未来的实力政治对手。在老布什执政期内，这个观点——特别是通过切尼和沃尔福威茨——被进一步发展了。此后克林顿虽然讲“战略伙伴关系”，但小布什上台初期把这个概念换成一种敌视的语调，它使美国可以作出任何选择。2001年上半年，美国似乎真有挑起一场对中国的冷战的现实可能。“基地”组织进行袭击以后，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似乎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急转弯，转向同中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而北京也在外交上支持反恐斗争。两国迅速增长的对外经济联系促进了互相接近。不过，这种缓和并不能消除中国的疑虑。中国担心美国完全有可能再次改变其对华政策，重新企图遏制中国这个实力政治对手。
中国的疑虑因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支持而一再加深，而华盛顿的国会在支持台湾的言论上经常比历届政府走得更远。由于时间对中国有利而对台湾不利，从长远看中国和台湾有可能举行谈判并达成中间解决办法。这种前景并不触犯美国的基本利益，所以台湾问题的和平处理和逐步解决看起来虽然是费时的，但比起和平解决以巴冲突困难要小得多。不管怎样，美国的政治阶层应当明白，一旦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人会支持共产党领导。也许美国人也应该问问自己，如果中国侦察飞机定期沿着美国太平洋海岸飞行，并且像不久前在中国海岸发生的情况那样同美国的截击机相撞，美国国民会作何种反应。
在朝鲜核武计划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基本一致，双方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都希望阻止那个在双方眼里琢磨不透和难以揣度的金正日搞核军备。双方迄今的做法大不一样。长期以来美国似乎指望朝鲜政权发生变化，把朝鲜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的一端。中国和韩国、日本一样，担心朝鲜半岛（朝鲜政权）发生崩溃会给自己造成无法估计的后果。韩国在其前任总统金大中的领导下曾推行“阳光政策”以求缓和，但遭到华盛顿的反对。中国通过供应粮食帮助朝鲜免遭饥荒。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对平壤的政治影响几乎等于零，到最近几年才稍微有所扩大。东京则感到危险迫在眉睫，因为1998年金正日曾发射导弹飞过日本列岛，并于2002年单方面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
朝鲜战争共计死亡250万人，其中有5万名美国人，末了以沿三八线停火而告终。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分裂的朝鲜一直处于美国战略戒备的聚焦之下。中俄两国50年代曾积极站在朝鲜进攻者一边，如今朝鲜几乎完全陷于孤立。由于这种孤立含有不可捉摸性，北京、汉城、东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正确地估计到了它的危险性。如果对平壤的政策仅限于进行威胁，其后果将难以估计。合理的抉择是：委托中国这个地区领头国牵头进行多边的外交和经济努力。中国和韩国对朝鲜政权的情况和心态了解得远比其他国家要多，因而也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如果朝鲜的核导弹装备不能被阻止，从中期看日本可能也要积极谋求核军备。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将使东亚的潜在危险成倍地增加。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是否愿意容忍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和东亚首强，是否愿意容忍中国迄今相对有限的军事上的壮大；还是要试图阻挠和刹住这一崛起。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首先存在于地区性、多边性或全球性的体系之内，以后也可以建立在双边条约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起着重要作用，我将在本书的第三章加以详细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归根结底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无论美国决定采取阻挠战略还是进行合作，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美国要对中国称霸这种思维模式都始终是痴心妄想。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由美国来领导（1）
在前面一节里，已经提到了美国在今后几年里必须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涉及美国与中国和远东、俄罗斯、伊斯兰、特别是中东地区，以及与欧洲和大西洋联盟的关系。有关的国家，无论它们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有关的决策，都只能有限地对之施加影响。它们必然要使自己适应由于美国的决策而改变了的世界。但它们将会对美国的决策作出反应。不排除会发生政治的和经济的争端和冲突，很可能要持续多年。美国越是强烈地要求和放肆地行使领导权，就越会挑起反对和抵抗。反过来，华盛顿和纽约越是照顾他国的利益，美国就越会获得成功。小布什总统及其政府不必要地拿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去冒险。
但在许多领域里，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美国至少在四个全球性领域里起领导作用甚至是人们迫切希望的，因为其他工业国家、现有的国际组织以及私人跨国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的威信和分量显然不敷需要。这些领域里的任务主要是采取措施以遏制本书第一章里所提到的“危及全球的因素”。
首先，希望美国在人口爆炸、贫困和发展援助这方面采取行动。迄今为止，世界银行和工业国家发展援助的努力全都是不够的。2000年，在一次世界首脑会议上曾共同提出过一个目标，要在2015年以前把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数减少一半，但这个目标将远远不能达到。而与此同时，人类用于军事预算的钱却比用于发展援助的钱几乎多20倍；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几乎到处都在不受限制地增长。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同时也是最顽固地违背人际理性信条的国家之一，例如在农业关税和农业补贴问题上。美国的发展援助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简直少得令人害臊。美国国会2000年曾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但迄今没有具体结果。相反，小布什政府甚至拒绝拨款给从事计划生育的组织和项目。
美国如能摒弃这种消极的倾向，铭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慷慨的援外活动，它将给世界树立一个好榜样。在这个文明世界里，领导作用有一大部分是要靠榜样而不是靠发号施令来实现的。
第二个希望由美国起领导作用的全球性领域是整个能源消耗和有害物质（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再怀疑，燃烧碳氢化合物（煤、天然气、石油、木材等）以及由此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大推动了正在发生的全球变暖现象。人们同样也认识到，要不了几十年的时间，全球变暖就会使气候、海洋潮流和海平面发生巨大的、有些还是相当难以估计的变化。鉴于与此相联系的严重危险，各国曾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通过一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美国也批准了这项公约，但后来美国又同俄罗斯一起拒绝了由98个国家在这项公约基础上制订的京都议定书，因而使议定书至今没有生效。关于工业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国际法的规定，因此也不能指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后会承担义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状况。
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也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由于世界范围的需求迅速增长，欧佩克组织把油价从90年代的平均每桶17美元提高了一倍。（本书结稿时已涨到40多美元！）早在70年代初期，当油价每桶才180美元时，欧佩克就已经引发过一场世界性萧条。今后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将进一步加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现在是美国采取主动制订一项全球协调的能源政策的时候了。这项政策同时也必须是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和环保政策。目前这种无条约状态越是持久，就越不能指望各个国家，首先是美国，还有俄罗斯、中国、欧盟等国，会接受并遵守不利于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限制。
第三个希望由美国倡导和带头的领域是各类武器的全球性扩散问题。美国曾退出、拒绝或不批准一系列国际条约，其中包括限制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停止核试验条约，同时又开发新的核武器和新的导弹防御体系。这将挑起其他核武器国家，至少是俄罗斯和中国做同样的尝试，所以在核导弹领域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就会到来。这种竞赛与反击恐怖主义毫无关系，但参加竞赛的核武器国家则违反了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目标和理念，也具体违反了该条约的第六条，这一条从1968年以来要求签约各方“进行认真谈判，以采取有效措施在近期内结束核军备竞赛并裁减核军备”。
冷战的结束给美国这个在军事上占有高度优势的超级大国带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可能也是时不再来的机遇，以便采取主动进一步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尤其是军火贸易。如果同时再努力促成谴责和惩处研制生化武器（如通过国际刑事法庭），那将是为人类办了一件莫大的好事。
下面我谈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虽然不如在军事方面那么出类拔萃，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很突出。估计今后几十年美国将继续保持这种突出地位，然后才逐渐地减弱。早在20世纪中叶，人们就普遍认识到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些可靠的框架条件。因此，在美国倡议之下成立了若干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今天的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从此以后，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大大加强了全球联系，尤其是在融资和资金货币流通方面。由于美国国民经济和美元（如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交易和飞机交易）仍然拥有突出的分量，美国对确保世界稳定和防止全球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不应忘记，30年代早期的世界经济萧条是由1929年纽约股市的一个“黑色星期五”引起的。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由美国来领导（2）
美国中央银行同由美国（还有凯恩斯）创立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遏制孕育危机的国际债务而工作的巴黎、伦敦“俱乐部”，同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Z 或BIS）、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各重要国家中央银行进行的不拘形式和不事张扬的合作，迄今成功地防止了世界性的信贷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70年代取消固定汇率以及油价同时猛涨所引起的全球性动荡，90年代席卷整个东南亚的信贷货币危机，还有世纪交替之前不久股市上出现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及其破灭都表明，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决不是安全无忧的。
美国为了弥补其对外经济赤字，目前吸收了全世界资本净输入的约四分之三。若不是为了美国（尤其是纽约金融中心）的战略利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就不可能给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如此异常和大规模的信贷援助。今天，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1000多亿美元的待收债款中，有四分之三是这三个国家欠的。美国对全球金融政策所负的责任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