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纵深战役理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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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显赫的高级指挥员履历使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加上他年富力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努力进行军事学术研究，所以他能够在作战样式和方法上提出新思维。据一些文章介绍，他是向高级指挥员讲授列宁主义军事原则的第一位司令员，还经常与指挥和参谋人员一起研究以往的战役，并在本集团军成立参谋长和指挥员高级训练班，亲自讲课，他的著名讲稿《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后来他又写过很多论述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的著作。他的身份和他的学识使他的思想和观点具有较大的权威性①，而他占据的领导岗位，又使他提出的思想和理论原则较易于推行②。

①朱可大在《回忆与思考》中谈到，他第一次听图哈切夫斯基谈战争新问题的观点时，“听得都入迷了”。（参见解放军出版社：《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2003年版第112页）

②朱可夫在谈到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作用时指出：陆海军人民委员（后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红军指战员中享有威望，但他还不算是一位军事行家。“所以，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在武装力量建设事业中，在军事科学领域，他首先要依靠自己的亲密助手，诸如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米涅夫、特里安达菲洛夫、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大军事活动家和其他大军事行家。”（参见解放军出版社：《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2003年版第110页）

事实上，单从本书所选的图哈切夫斯基著作看，他在1928年就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前面已述）。在1929年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大纵深歼灭性战役”的概念。在1931年写的《战争的新问题》中，则通篇贯穿着大纵深作战思想。遍读能够看到的涉及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专著和介绍文章，没有发现哪个人比图哈切夫斯基更早提出这样的思想和原则。加米涅夫在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都明确说大纵深战斗样式是由图哈切夫斯基提出来的，也是一条明证。

第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对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起初，大纵深作战思想并没有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不仅一些从沙皇军队中留用的老军事专家反对，而且军队某些领导人、工农红军司令部的负责干部和军事学院学员也曾表示不理解。在一次演习中甚至曾出现过扮演集团军司令员角色的学员拒绝按大纵深作战原则行动的事例。这说明，要使这一理论成为全军指战员都接受的作战理论，还需要做很多诠释、论证和推广工作。在这方面，特里安达菲洛夫和叶戈罗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里安达菲洛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红军中由连长逐级升至旅长，1923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历任工农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军长兼政委、工农红军副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著名军事理论家。他曾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工作，热情支持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思想，并在实践中落实、贯彻。1929年，他以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写了关于在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报告，提出按行动距离将坦克编成三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的设想（前面已述）。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实际上是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借助坦克、远战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对敌人实施同时大纵深杀伤思想的具体化。这个报告与前面说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写的报告一起，被视为最早阐述大纵深战斗思想的两个文件。1929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著名的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强调，使用各种坦克群（坦克梯队）、强击航空兵和远战炮兵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是组织和实施现代战斗的崭新形式，也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正确解决战役法发展问题，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各种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纵深发展决定性的突击”。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因飞机失事遇难前几个月，又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再次以提纲形式阐述了关于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特点的基本观点。特里安达菲洛夫如此执著地坚持大纵深理论，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叶戈罗夫1901年参加沙俄军队，逐级升至上校团长。1918年参加红军后历任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要职。1931—1937年一直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总参谋长。1935年与К．E．伏罗希洛夫、M．H．图哈切夫斯基、B．К．布柳赫尔、C．M．布琼尼等五人被首批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作为中央指挥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叶戈罗夫积极支持大纵深作战思想，具体负责有关学术讨论、教材修改和各种演习。他本人也就这一理论发表了许多见解，1931年曾在军事学院作了关于“大空间战役”的报告（当时他称大纵深战役为“大空间战役”）。他的最重要贡献是在1932年代表红军司令部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报告提纲。该提纲论述了30年代苏联军事学术若干最重要问题，并使大纵深作战思想和原则首次成为官方观点。他在对战术和战役法的重要问题进行阐述后得出结论：“当代基本问题是同时向大纵深展开战斗行动。这一问题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役法上都是中心问题。”不久，以该提纲为基础制订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于1933年2月作为守则下发部队贯彻。

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以后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领导和教研人员对研究和推广这一理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大纵深战斗构想正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首先得到了承认。早在1930年初，该院就根据大纵深战斗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该院战役系和以后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的诸多学者，特别是担任这两个单位负责人的Г．C．伊谢尔松，对大纵深战役理论教学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

伊谢尔松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曾任师长、总参谋部副处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1936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由于身居重要教学岗位，他对创立和具体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1931年写的《战役法的演变》和1933年写的《大纵深战役原则》两本著作中，系统研究了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32年，军训部长A．И．谢佳金给予《战役法的演变》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图哈切夫斯基1936年也给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书中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就连德国杂志《军事周刊》也在1935年发表文章，认为伊谢尔松在《战役法的演变》一书中阐述的思想具有创新性。

在对大纵深战斗和战役进行过理论阐述的“功劳簿”上留下姓名的学者还有C．H．克拉西利尼科夫、E．H．谢尔盖耶夫、A．M．佩列梅托夫、A．H．拉普钦斯基、Д．M．卡尔贝舍夫、И．И．特鲁特科、H．E．瓦尔福洛梅耶夫、E．A．希洛夫斯基、H．H．施瓦茨、Φ．Π．沙法洛维奇、A．И．戈托夫采夫、C．H．阿莫索夫、C．M．别利茨基，等等。军训部长A．И．谢佳金和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К．Б．卡利诺夫斯基作为领导干部也著文进行了阐述。其他军事学院，特别是装甲兵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和防化学兵学院，以及一些军区，也对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贡献。

第三，部队通过各种演习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各项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实际检验。军事理论的创立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探讨。它来源于军队作战和训练实践，又要在这些实践中受到检验。演习是检验理论原则的最有效形式。

30年代的实兵大演习和各军区的军事导演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则进行了系统化和检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论。特别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И．Π．乌博列维奇、乌克兰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B．К．布柳赫尔和副司令员И．Φ．费季科，以及装甲坦克兵副主任И．К．格里亚兹诺夫等通过演习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则。乌博列维奇及其司令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进入突破口时的战斗队形和它在战役纵深的行动，以及加强坦克的前卫在主力到达前进行战斗的问题（乌博列维奇还在1931年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亚基尔和他的司令部专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在战役纵深与空降兵协同的问题；布柳赫尔和费季科实地研究了大纵深战斗问题；格里亚兹诺夫在后贝加尔地区组织了多次坦克演习。各部队进行了大量其他工作，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超脱”地得出以下结论：大纵深战役理论是集体劳动的结果。首创者是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总参谋部、军事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领导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四、大纵深战役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浏览本书选译的著作，可以大致勾画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轨迹：

1928年，图哈切夫斯基向伏罗希洛夫呈送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它是在业已公布的文件、材料中最早提到大纵深作战思想。

1929年苏联实行改建武装力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着手制订更有效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武装斗争方法。这些重要的任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首先是作战部承担。

同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呈送的报告中，提出把坦克编成三种坦克群，用来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29年野战条令反映了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坦克使用的观点。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К．Б．卡利诺夫斯基也仔细研究了各种坦克群的战术。这实际上奠定了以诸兵种合同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这一年还出版了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阐述大纵深战斗和战役基本观点的《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在高级指挥人员范围曾对此报告进行广泛讨论。

1932年4月20日和5月20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叶戈罗夫题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的报告提纲。不久，以报告提出的原则及来自部队的反映和意见为基础，撰写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经陆海军人民委员批准后作为正式守则，于1933年2月下发部队。

1932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学院印发了讲义。大纵深战斗理论初步形成。由于这一理论已触及苏军战役法一系列基本问题，该系在1931年秋季开始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同步研究，并在1932年开设了关于现代大纵深战役新问题的课程，编写了题为《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第一个图上战役想定，分发其他学院和各军区司令部。在该院印发的《大纵深战役原则》著作中，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应用理论。

1933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进行了大规模战役性军事导演，并就大纵深战役若干原则问题产生了争论，主要焦点是摩托机械化集群能否在敌正面前及在敌战役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行动。

1934年12月，新成立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大纵深战斗不是作战类型，而是进行各种战斗行动的新样式、新方法。伏罗希洛夫在致闭幕词时指出，“任何战斗都称为大纵深战斗……现代战斗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大纵深战斗。”工农红军司令部根据此次会议决议，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守则》，于1935年3月9日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批准颁发。

1936年，颁布新野战条令（《暂行野战条令—36》），该条令充分反映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在当时的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