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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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会议便以批判邓子恢「支持农民闹单干」收了场。不久，毛泽东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予以撤销。「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终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被宣判死刑，一下子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本书前言曾提到，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赴安徽就任前，刘少奇要他把「前三年」的事写书、编剧演出，甚至立碑留给后代。为什么书、剧、碑始终没有出现呢？
在中共党内来说，李葆华这个在北洋军阀绞刑架下牺牲的中共元老李大钊的儿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节所述那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外，他还做了一件当时任何省委书记都没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刘少奇曾指示他，在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的人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写了个「关于右派案件的报告」，并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全省的右派进行甄别。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注１：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怀仁堂。）于是很多干部都胆怯、退缩，不敢再给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准备给陈沂（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甄别，但是由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甄别工作又停了下来。（注２：《罗荣桓元帅》第八九九页。）可是李葆华就比别人有勇气，决定不理睬毛的指责，坚持「要善始善终搞下去」。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反驳道：「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由于他坚定不移，继续为大批「右派份子」进行甄别，终于一举为几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数全国二十余省，从省委书记（李世农）到当年的大学生，一下子平反了几千右派冤案的，仅安徽一省。
自然，在当时的局势下李葆华也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当压力太大，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也就下令煞车了。未能赶上这趟平反车的人，要再继续受十几年的罪，下一班车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到来。
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份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待上级批复时，甄别工作突然「煞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了一名拉板车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歧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安徽省会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乡，包公祠至今还屹立在合肥市内。李葆华到安徽没多久，便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爱戴，很多人称他「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为，在毛泽东看来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将刘少奇斗倒之后，毛便于一九六七年春将李葆华送上了斗争台。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统统无从谈起了。李葆华被斗时，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当时被打倒的各省的书记一样，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外，人人都有一顶「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们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华所做的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浅罢了。
李葆华只是许多中共干部中的一个。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许多中共干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随毛泽东了。无数农民饿死这一历史浩劫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悔恨，因为他们当初参加中共的革命，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有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这些干部的心理：「我们过去是搞错了，我们承认。群众说怪话，埋怨也是对的。．．．．要承认错误，群众还是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注３：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至于如何「改过自新」，这些中共领导人想到的便是顺应农民的要求，使农民再度成为土地的主人。按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在考虑．．．．譬如说．．．．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注４：同注３。）
可是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考虑」出个结论来，他们就遇到了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把「包产到户」的主张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页。）
七月间，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干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注６：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八八页。）他是有良心的，他带著他的良心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呢？
两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身为祸首应当受惩，至少也应像过去的皇帝那样下个「罪已诏」，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这个人间惨剧在他心中留下了什么悔恨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的确，他曾经有几个月不吃肉，但他并没有认错。在一九六一年八、九月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页。）
毛泽东果真没有「良心」吗？倒也不能这么说。据他的私人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他还是关心农民疾苦的：「一位卫士回农村探亲，毛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毛泽东刚吃一口，眼圈就红了．．．．他命令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叫来．．．．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抓起筷子时，总习惯敲敲碗盘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注８：见《热河》一九八九年第七、八合期中《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一文。）
但是，毛是个认为即使用世界半数人口的生命去换取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值得的人，既然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是通向天堂的桥梁，是几亿人民的「万年幸福」的所在，饿死几个人，两万也好，两千万也好，当然只不过是「那么一点」错误罢了。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退居二线」，被迫交出了一部份权力。以后形势逐渐好转，并非由于他的思想「战无不胜」，而恰恰是他甩手不干，静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去搞的结果。刘少奇等人所做的不仅挽救了国家，使经济免于崩溃，在挽救共产党政权的同时也挽救了毛的统治，只不过客观上降低了毛的声望而已。即使这样，毛也不愿接受，危机刚一过，他就把刘少奇那些救民于水火的政策当作罪恶讨伐起来。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劈头第一句就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其实，共产党真有垮台的危险，那也是在六○年而不是六二年，到了六二年夏，中共执政以来最危急的关头已经过去了。刘少奇在那年三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这是实话。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农民都没有造反、暴动，共产党渡过了最危急的难关。
毛所以到这时再来危言耸听这一套，把共产党垮台的危险说得那么严重，其心理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一样。那时他怕的是彭德怀聚众逼他认错，进而请他靠边休息；现在他担心的则是大权旁落，刘少奇突然有一天会提出要他退休的意见。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前，毛自己曾表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因此八大修改党章时便加上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到了六二年，刘少奇声望日隆，要是中央委员会突然认为「有必要」请毛担任名誉主席，一生不甘寂寞的毛泽东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他在北戴河突然大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就是想制造一个外部形势险恶的气氛，藉以钳制并清洗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
毛的目标当然是刘少奇。只要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时又把持着党的日常工作，毛就有可能被请到一边去。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触动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表决的程序仍然未被废弃时，也决无扳倒刘的可能。这样，剩下来所能做的便是「清君侧」，砍倒刘的左右手：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个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毛给邓、陈下结论，说邓的「包产到户」是不要社会主义、陈的财经小组的报告和文件则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对前途丧失信心。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部长一块儿撤销，中央财经小组则是陈云「被剥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权」，「小组陷于瘫痪状态」（薛暮桥语）。刘少奇似乎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也可能因力量尚不足以与毛对抗，他采取迁就、退让的态度，听任毛将两个主要助手整掉而没有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张闻天到南方数省调查了两个半月，写成了一份主张农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的权利」的意见书，经过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讨论修改后，于七月中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张本意是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毛却认为这个右倾份子坚持搞资本主义。他把那意见书当作张的新罪证，决定对张「进一步审查」，从此禁止张参加任何中央会议，阅读任何中央文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虽然赞成张闻天的这类意见，但他们连邓子恢、陈云都不加以保护，对已戴著右倾帽子的张闻天无端被二度打击自然也就袖手不问了。
至于彭德怀，毛泽东也顺便打了他两棍子。由于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宣布「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彭于三月间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写信给毛和中央，要求审查他「里通外国」的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宰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注９：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七五页。）六月中，他递交了一份八万言的申诉，「请求主席和央组织部份立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北戴河会议中毛又将彭的申诉斥为「要翻案」，宣布五九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拒绝给彭平反。于是整个中央委员会又次跟著毛的调子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他配合国际反动势力向党进攻云云。
除了「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之外，毛还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为证明其必要，他便到处寻找阶级斗的靶子。
正好七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就整个藏族地区（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部份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给中央写了份长篇报告，要求纠正，这就使他成了毛泽东唾手即得的斗争靶子。据班禅本人说：「报告中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