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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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当初打江山时呆过的永新县，也即他三十年前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的地方，见一户农民吃的只是红薯叶子，便对陪行的永新县委书记说：「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说罢拿起一只碗，也盛了一碗红薯叶。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于一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干部到处在说假话，公社食堂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可是当地党的负责人非但不负责，反说是「阶级敌人混入内部进行破坏」造成的。张复查了一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结果发现那些「阶级敌人」绝大多数是因缺粮而偷窃或私宰猪牛、对社会不满发了牢骚的老百姓。（注２１：《人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
页。）
四川是「天府之国」，也大批饿死人，主要原因是征收过头粮。譬如仁寿县，县委书记为了向上级多缴粮食邀功，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到县里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过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于是电话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来也得缴粮，农民只有将仅剩的一点口粮缴出去，结果便是饿死。
四川雅安地区「非正常死人」人数太多，省委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县里科局长全部撤换，并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捉去坐牢，颇有点像当年齐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锅。只是「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荣县书记下了油锅也无法使数万饿死的农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当严重。淑浦县向家垴村，附近山上光秃，无野果可采，人们只有干等著饿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从该村参军，六○年回家探亲，发现父母已经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时，尽管干部做了手脚，例如通往他家乡人民公社机关的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干部便在树杆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还是有农民告诉他，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入者注）饿死了「一
、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联想到刘少奇姐姐的儿子都饿死了，我们便可以估计，湖南全省饿死的人不会少于几十万。
刘少奇回乡之前，他的老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年也回过一次宁乡县老家，除发现全县大树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员没吃的。可是县里干部却兴冲冲地向他报告：要大办养猪事业，准备养二百万头猪。谢当即不客气地打断他：「这听来有点荒唐，人都没得吃，哪儿来这么多饲料喂猪？」可以设想的是，要是各县的大人们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话，湖南死的人本不会那么多的。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他的家乡饿死了那么多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书记。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汇报情况，在见毛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告诉毛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踱步，思想斗争了一夜，到最后他也没有把真相完全告诉毛。
广西环江县，一九五八年放的高产卫星全国第一：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县委书记洪华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验收时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边则有人挑著著子绕著地头转，转一个圈过一次秤，计的数也是乱写的。《人民日报》打电话去申明拒发此消息后，洪便说不要搞了。但在场指挥的地委书记贺易然则说，《人民日报》不登，《广西日报》登，于是隆重地拍了电影，上了《广西日报》。结果《人民日报》还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这一则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过了不到两年，饥荒席卷大地，环江县一下饿死数万人，省里要抓人顶罪，将此时已升任地委书记处书记的洪华揪到环江，斗了一通后判处五年徒刑，投入了监狱。那位贺书记则照样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满释放在劳改农场原地就业，不久文革爆发，贺、洪均挨了斗。洪没有捱到头死了，贺却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于文革后升官当上了省委书记。
广西各县饿死人的数字，在文革初期各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争时曾被机关干部揭发出来，大致都以「万」计，可惜当时没有人记载保存下来。
广东德庆县，自然条件不坏，一九六○年竟也饿死近两万人，县委书记尚属幸运，仅被撤职而未蹲班房。
以上所提饿死的全是农民，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击三面红旗」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与几位朋友「议论」「大跃进」，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著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注２２：翟禹钟、梁胜明著《丝路潮》。）同牢中仅两个人有幸活过那场饥馑，沙云青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在那监狱中呆了十八年，最终获得平反，活著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劳改农场里：「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死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驱紧贴在沙滩上。」（注２３：萧复兴者《柴达木传说》。）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省各处的劳改农场及监狱里究竟死了多少我们民族可贵的人才已难以统计。但有一位万幸在那里活下来的女性多少知道一些。
「胡风份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其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同入狱。她于一年后被释放，旋被发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发说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狱。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往外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要往外抬。
「北大荒来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一九五八年之后又添了成千上万的右派。几年前有部电影《智取华山》，曾经风靡全国。其导演之一巴鸿便是北大荒的劳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艺演出特长，用得著也就饿不死。他与另外几名演员的劳动任务是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不过，说每天都有一、二十人饿死，那也有点夸张，因为有些坑是为天寒地冻的冬天准备的。
离北京不远的清河劳改农场似乎并不比北大荒强。据在那儿幸存的右派作家从维熙回忆，农场的墓地里，「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的净是饿死鬼。」那里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为幸运一点：在运往坟场的路上有口无底的棺材罩住尸身，尽管入坑时同北大荒的死者一样是光身的。从维熙未提及清河劳改农场共饿死多少人。另一位也是从北京去的「右派份子」吴弘达则大致数过犯人坟丘的数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一个土丘，一个生命。」
死者当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寻出姓名的却不多。以下是因为稍有名声，当年死于劳改农场，平反后被人提及的几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从海外归来的中央歌剧院合唱指挥莫桂新，死于黑龙江兴凯湖；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死于安徽。
人们就这样死了。专家、学者，他们是「右派」、「反革命」，本来就是待消灭的对象。他们死得没一点动静，社会无一点反应。「党的喉舌」控制著全部新闻媒介，在那监狱和劳改场之外，谁也不知道中华民族的精英在无声无息地倒下，「舆论一律」的妙处正在于此。
谁都要问，当时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无法弄清。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说，一九六一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随刘在湖南农村搞农村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注２４：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可以想见，不仅湖南，别省的各级党组织也会这么干，所以真实死亡人数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数字还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为例，当时山西九百三十九个公社，一九六○至六一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五两至六两粮食（注２５：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页。），折成米面等商品粮，只合四至五两，而这些粮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锅里。按山西老乡的说法，「干部特殊捞稠稠，社员吃的稀流流」，因此每个社员实际进肚的必定低于四两。这点粮食维持不了一个人的正常生命活动，原先体壮的人可能挺得过去，而体弱老幼便逐渐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过了一百万。即使仅只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头，也有五十万。所以可以说，山西大约饿死了五十万人。这是下限，不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实际很可能接近一百万。
山西的情况在全国属于中等，再看情况较好的东北三省，也一样死人。以辽宁锦西县为例，县政府统计，一九六一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一点二，六三年为正百分之四点六，六五年为三点五。（注２６：作者一九七一年抄自锦西县政府文件。）据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透露，一九六一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如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六（按人均寿命六十二岁计），则如无「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长率应为百分之零点二。但实际上是负百分之一点二，故当年锦西县的「非正常死亡」率应为百分之一点四，即四、五千人。锦西的自然条件在该省属中等，因此辽宁全省四十五个县份（城市不计）一九六一年内饿死人的数字大约为二十万。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数，应当不下三、四十万。
如欲对全国死亡总数有个粗糙的概念，可将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两年共七、八千）与全国两千一百余县相乘，得一千六、七百万左右。但此数字偏低，因为锦西有数万大型国营厂矿的工人，这些工人连同其家属一般不会饿死。
但是锦西县一九六一年人口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一点二，这个数字有参考价值。因为当时全国人口约百分之十八为城镇人口，均不会饿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长率由「大跃进」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则六○年全国农村人口的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二。（注
２７：一九五九年人口为六七二（百万），六○年为六六二（百万）672ｘ〔18％ｘ（1＋1％）＋82％ｘ（1－2％）〕＝662）
要对全国一九六○至六一年间饿死的人的总数作个较为精确的计算，还得从中国大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出发。以下的计算中所使用的数字均采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注２８：见该年鉴第一○三、一○五页。）
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净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二九（根据每年人口数计算，该年鉴第一○五页的「自然增长率」数字不正确）。按照这个增长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数字为基准，则六一年底时应有七亿零六百三十二万人。而实际仅六亿五千九百九十四万，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万，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虑到饥馑导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数字应加以修正。以一九五五至五八年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为百分之三点一九（这大致可靠）。若年鉴中五九至六一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则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这三年分别少生了四百六十九万、七百三十九万和九百二十万，
共二千一百二十八万。
将以上两数相灭，得二千五百一十万。但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