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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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重其事地特别予以规定为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么，什么是大字报，我们怎样来定义它呢？最简单最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大字写成并公开张贴的文字。查王同亿主编的《汉语大典》：
大字报〔bigcharacterposter〕发表意见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写成贴出，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时颇为流行，后被取缔
辞典的条目解释，与最简单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种解释太不完全太不确切了，作为一种“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作为词条的解释简直就是错误。所有的商业广告词都是“发表意见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写成贴出”，──如“挡不住的诱惑”、“它使我恢复青春”、“四季如春的感觉”、“『咳』不容缓”、“不打不相识”……。另外，现在仍流行使用的标语、横幅、海报、告示通知、感谢信、祝贺信、道歉信和检讨等等，也都符合该条目的规定。如果它们都可以算作广义的大字报，那么又不符合“后被取缔”的说法。
反过来，大字报也并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说用“大字写成”了。文革期间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大字报是漫画。还不要说，这些漫画的艺术造诣，往往远胜过文字稿的文学水平；即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也绝不能略过不提。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宣布：“街道是我们的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在苏联这只不过是一种宣言；而付诸行动，只能在文革时的中国。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没有漫画的大字报和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当然，还包括大批判专栏刊头报尾的宣传画。有人甚至认为，由这些漫画、宣传画组成的文革美术，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唯一能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某种地位的中国美术。
这样认为可能偏颇，却说明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重要到了怎样的地步。当然，如果略作改动，把词条解释中“发表意见的文字”改为“发表政见和民意的文字、图画”，也就比较接近我们所讨论的大字报了。
四、
大字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大”。
它可以把任何弱小的声音，不论是鸣放还是辩论，是发表政见还是传达民意，是指责、攻讦、控诉、揭发、质问还是辩解、反驳，是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都可以通通放大为大声呼唤。
由于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愿意不愿意看，它都要直钻你的耳膜，直闯你的眼帘，直扑你的脑海，这就是所谓“打入性”。
由于大，你想躲躲不了，想逃逃不掉，它可以贴到你的办公桌上，贴到你的门口，贴到你的床头，贴上你的锅台旁、茅坑边，直至贴到你的身上，如影随形，无孔不入，这就是所谓“侵犯性”。
由于大，铺天盖地，呼风唤雨，摧枯拉朽，震聋发聩，“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使你感觉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仿佛将立刻陷入灭顶之灾，这就是所谓“威慑性”。
由于大，你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缺陷、隐私，你干过的坏事、丑事、憾事说过的悄悄话、私房话、甜言蜜语、怨天尤人、东家长西家短，总之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兜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众人围观、欣赏、品评、嘲笑，这就是所谓“公开性”。
由于大，它的每句话每个字都饱蘸浓墨，气势逼人，一笔一划如同投枪匕首，乾柴烈火，看得被批判者第一眼头晕目眩，第二眼血往上涌，第三眼手脚冰凉；修养好的也免不了加快呼吸和心跳，乍出一背细密的冷汗。这就是所谓“战斗性”。
由于大，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大而概之，无须仔细推敲，以断章取意来省简笔墨，以望文生意来代替严密论证，以上纲上线来加强效果，既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可以反戈一击重起炉灶，这就是所谓“粗率性埂
由于大，它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尤为深刻，即使你一目十行，也可以过目不忘。如果这张大字报是针对你，或你的家人、亲友、同事、邻居、仇人的，那就更让人耿耿于怀、永志难忘了。这就是所谓“持久性”。
五、
这一“大”的形式特点，使我们今天的重读大字报成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是不可复制的。纵使找到那些堆埋在故纸尘埃中的大字报文本，我们也不会再把它们用浓墨重新抄写，贴得到处都是，来身临其境地温习了。时过境迁，就算再造其境象拍电影一样搭一个场景，也无法追回早已流逝的那个时代。人事全非，而且绝大部份被批判者已经作古，这些文字放得再大，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神韵。弥衡击鼓骂曹，三国时令人动容和提心吊胆，于今谁要是再把曹操揪出来狠狠地骂个三五十天的，别人只会觉得好笑罢了。
一种文体，或一种艺术形式，总是以某个时代作为其存在的背景。背景消失，这种文体或形式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魅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在历史上流行过一阵子，后来也就不再流行了。其中，唐诗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然而也逃脱不了“至今已觉不新鲜”的命运。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人们多半只把它当成儿歌、口诀，教小孩子背诵，让他们显得聪明可爱，伶牙俐齿，总算是废物利用。
大字报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得那样迅猛，去得又那样突然；流行得那样轰轰烈烈，消退得又那样无声无息；给人的刺激那样强烈和深刻，过后却又找不到一丝痕迹。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文化运动象大字报那样，由那样多的人参加，制造出多得几乎无处不在的产品，然后消失得那样乾净和迅速
有人认为，这说明大字报文化的浅薄和不值一道，所以一把刷子一盆水，就把它冲刷乾净了，又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然而，还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和“值得一道的文化”，比大字报更吸引人的热情、触击人的灵魂、影响人的命运、暴露人的本性、改变人的观念乃至整个民族的语言、行为及性格特徵呢？
六、
大字报运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从宪法中取缔了关于它的条款。
严格地说，宪法只是取消了允许大字报的条款，并没有取缔大字报这一形式本身。那么，写大字报并不违反宪法。正如宪法没有一条规定允许人撒尿，但撒尿并不违反宪法。不过，在一般中国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传统习惯上，人的行为自由度应限制在法律、规章允许范围内，而不是扩大到法律、规章没有反对（不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能做规定可以做的事，而不能做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事。
当然可以理解成，宪法“不再保障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事实上，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保障，哪怕在这一形式的鼎盛时期。轻则围攻批斗，重则坐牢杀头，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有没有没吃过亏的例子？肯定会有的，但那也绝不是宪法“保障”的结果，只不过够不上吃亏的档次或运气而已。
大字报留下了被攻击者受到伤害的明证，至于攻击者，也就是它的作者所受的伤害，却往往容易为人们忽视，虽然这种伤害一点也不亚于另一方。万炮齐轰刘少奇，大家都看到了，而刘少奇也的确倒下，一家人死了四口。那些用大字报参加轰击他的人呢，谁也不会再去关心他们的命运，即使知道那些人也死的死、关的关、疯的疯、残的残，也好像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愿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在我们这里，上帝永远只保佑强者，──不管他是追击者还是被追击者。
这就引人怀疑，大字报的威力，真有传说和想象中的那么“大”吗？它到底是单方面杀向敌人的投枪、匕首，还是人们通常用来形容相残和自戕的“双面刃”？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我们在文革“古战场”倘佯和凭吊的时候，或许是应该好好检视检视这件当年流行到滥用程度的“批判的武器”，──大字报了。
七、
人们常以“大字报语言”，指责辩论对手出语或行文的火药味。但火药味这玩艺儿，早在大字报发明以前，甚至早在火药发明以前，就已广泛地充斥于人类的生活之中。上至朝廷的政争，下至邻里的吵嘴，雅若文人的清议，俗若婆媳的斗法，如果少了火药味儿，那就太苍白单调，没有什么看头了。民主社会也是如此，总统州长的选举，国会议员的辩论，新闻记者对公众人物的攻讦，更别说外交纠纷、军事冲突、上法庭打官司了。往往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饶人，动辄上纲上线，揪辫子打棍子，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为什么只由大字报来背这个恶名呢？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独特的“大字报语言”，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大批判的檄文，都充满火药味。从文体上，大字报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宣言，声明，通告，勒令，质问，检讨，口号，悼词，诉状，致敬电，劝进表，谈话录，自白书公开信，私人信，报刊文章，中央文件，还有漫画，图表，论文，诗歌，散文，剧本，乃至小说，几乎包括了一切可用笔墨纸张承载的体例形式。
风格上也是多样化。固然有许多蛮不讲理、牵强附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一口革命的流氓腔调，也有不少极尽谄媚、溜须拍马、落井下石、见风使舵的势利眼，却还是有一些立意和文笔皆属上乘的妙构佳作。
并非所有的唐诗宋词、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都能够流传千古，鱼龙混杂是任何一个时代流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必然现象。鱼毕竟比龙多得多，正因为这样，才显出龙的珍贵。如果反过来，龙比鱼多得多，那么我们就会把鱼当做稀罕的神物了
八、
长期以来，鲁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一提法或许值得商榷，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杂文，其思想的幽默深刻、内容的博杂广泛、文字的简洁犀利，在世界文坛上都找不到另外一位大师可以摇撼它的地位
文革否定三十年代的文学艺术，乃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角一一列入清算名单，却始终没有清算和否定鲁迅。他是唯一没有被怀疑和打倒的作家，尽管他绝不是共产党，尽管连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作家都难逃一劫。不仅如此，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也极为推崇鲁迅，曾说“我和鲁迅是相通的”。鲁迅成了一个神。鲁迅语录享有和马恩列斯及毛泽东的语录同样崇高的地位，当作经典论据、至理名言引用。被鲁迅批判，就象被毛泽东批判过一样，再无翻案的可能。江青号称“文艺革命的旗手”，就是企图承接鲁迅的头衔。张春桥曾以“狄克”的笔名跟鲁迅作过小小的交锋，这成了他“历史不清白”的最大一块心病，被当做四人帮打倒之后，立即端出这一条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不要说当年被鲁迅讽刺过的郭沫若和“四汉子”之流了。
文革大字报，直接继承了鲁迅杂文的形式和精神。形式上，讲求多样化及短小精悍、语言尖刻、入骨三分，以发挥投枪、匕首的效能。精神上，则提倡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不留情面的“痛打落水狗”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精神，横眉冷对的批判精神，不怕孤军奋战的“反潮流”精神，等等。
无论形式还是精神，本身都没有错。用文革的时髦话说，都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鲁迅）可以用杂文当“投枪和匕首”，资产阶级（如狄克）也可以用杂文当“从身后射来的暗箭”；无产阶级可以痛打资产阶级的“落水狗”，资产阶级也可以痛打无产阶级的“落水狗”；“硬骨头”精神也是这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张春桥（狄克）的骨头也一点不软，硬邦邦响当当，押上法庭还正气凛然始终不肯低头认罪。
九、
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里，“群众”和“党”（共产党）一样，是个既抽象又具体的词。反右的时候，一个小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小科长、班组长就代表“党”。到了文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将军元帅就都不是“党”了，不但不是党，连是不是“群众”都成了问题。可见其定义的任意性。
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既可以代表党，又可以代表群众的人，“相信群众相信党”其实就是相信毛泽东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目的，反正是毛泽东亲手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