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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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英联邦名义下的议会制国家，这就是它们的〃朝代〃。苏联是一个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庞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朝代，由列宁开创，至戈尔巴乔夫结束。一旦解体，即〃王朝〃解散，这个国家便不复存在，而戈尔巴乔夫被西方媒体戏称为〃失去国家的总统〃，国家不存，总统焉任？俄罗斯曾是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面积约为苏联的百分之八十，前身为沙皇俄国。沙俄、苏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是三个不同的朝代，亦即三个不同时期的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三个国家〃只有历史上的承接性，而无空间上的并列性。有没有一个超越这三个朝代的俄罗斯？当然是有的，这就是俄罗斯的传统疆域，即使〃加盟〃为苏联的一个成员国，其疆域仍与沙俄时代相去不远，苏联解体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国境线也与其它国家没有太多争议。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全部政治遗产，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全部政治遗产。它只是继承了大部分遗产：占绝对多数的领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二战主要战胜国地位，核武控制权等等，因而它是国际间无争议的前苏联继承国。
传统疆域，是前朝政治遗产最重要的部分。但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方历数沙俄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罪行，苏方认为那不是侵占而只是争夺，因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基本上都在长城以内；中方则反唇相讥：以长城为界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连俄罗斯这个国家都没有，如果都要退回到初立国时的起点，俄国岂不是应以莫斯科大公国的城墙为疆界？
对后朝而言，前朝结束时的疆界往往就被当作了传统疆域。从字面意思看当然也没错，但我以为真正的传统疆域应有超越一个以上朝代的相对稳定性，能够保持版图形状的大致不变，即使边疆地区略有出入，甚至有绝对值较大的面积更动。葛剑雄教授近年提出〃统一与分裂〃的两种标准：一是基本上继承和恢复了前朝疆界的王朝，并维持了中原和平稳定的，为统一时代，否则即为分裂时代。二是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疆域为准。按照第一种标准，他计算出中国的统一时期只有九百五十年，远远低于分裂时期。如果按第二种标准，统一时期就更少了，只有八十一年。葛氏的标准十分新颖独到，对于中国一贯沉湎于大一统历史观的学界是一大冲击，向客观理性地陈述历史迈进了一大步。但仔细分析，仍不够严密。
晋受禅于魏，而作为前朝的魏国疆域仅限于中原，全部被晋继承，算不算统一时期？如果不算，便违反了统一与分裂的标准；如果算，则太不符常情。难道它后来灭掉蜀、吴两国，都不是统一中国，而只是向外扩张？宋不但继承了前朝后周的疆域，还灭掉诸多小国而结束〃十国〃时代，按说也要算是统一时期，然西夏立国，辽占云燕，实实在在是〃分裂〃了。这样的例子在漫长的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时太常见了，也许我们应该说成是〃分裂时的统一〃？
越南、朝鲜、蒙古等国，曾为中国的一部分，后来都脱离中国而单独立国，算不算分裂？脱离中国无疑就是分裂，总不能另外发明一个词来形容。按照前面的定义，隔了一个朝代后就可以不计了，而如果再次与之合并，那幺前面所有分开时的状态到底算统一还是分裂？算来算去的结果是，〃统一〃时期的中国常常比〃分裂〃时期的中国还小。也不知到底是统一好还是分裂好。
〃统一与分裂〃另一个标准，是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疆域，即十八世纪清干隆年间建立的巨大版图为范围来讨论。中国占有这幺大的版图，的确只有八十一年。问题不在于到底有几年，而是怎样来描述。形成这一〃统一〃疆域之前，中国一直什幺状态，是分还是统？倘若从来就没有〃统〃过，如何能够先〃分〃？干隆时的最大疆域，也不包括曾属于中国的越南、朝鲜的部分或全部，那幺这种分离算不算分裂？或者应该叫〃统一时的分裂〃？如果将来中国版图又发生变化，扩充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是否又要从那时候开始计算〃统一〃时间？英联邦曾经是一个环绕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庞大国家，是否也可以按照中国的最大疆域标准来为它划出统一时代和分裂时代？沙皇俄国在卖掉阿拉斯加以后，是否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最大疆域时没有收回的失土，如独立的越南、葡萄牙占领的澳门，算不算分裂？显然这个标准，等于没有标准。
无论哪种标准，显然都是围绕着〃中国〃这样一个非政治意义的国家概念来进行讨论，最终必然都难以自圆其说，陷入重重矛盾。〃分裂〃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在两个从不互相隶属的王朝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前，它们是什幺状态？如匈奴与汉朝，吐蕃和唐朝，是什幺关系？统一分裂观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内部〃分治〃的两个政权，互相是对等关系。两个政权没错，相互对等也没错，但什幺叫做内部分治？内外之别如何区分？吐蕃与唐帝国都是王朝政权，而非地方政权，既然对等，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其间的关系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有什幺好忌讳的，非得以一个词义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政权〃来定义？
朝代即国家的概念，完全符合现代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准则，是历史学研究得以彻底摆脱为现时政治利益服务并被羁绊落入尴尬境地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以后世的朝代，来规范和定义前朝，更不能虚拟一个超越各王朝之上的〃国家〃来囊括历史。事实上，这样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曾出现过。
转自：思想的境界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中国旅美作家赵无眠挑战性巨著《百年功罪》日前由明镜（mirrorbooks。）出版。评论家认为这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行总翻案的作品，将引起热烈争议。明镜出版社授权多维新闻社转发《百年功罪》其中一节《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快。舱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苦涩。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第二天下午，他又带著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号，一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气过分闷热和凝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著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发经济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他是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应对著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衰，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起威逼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
